在笔者看来，对于成年人来说，“中国式”别离某种程度还涵盖着离家奋斗(求学或者工作)的意味——现在网上热议的都是在城市工作者不舍老父、老母——那么，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中国式”别离则有着诸多的无奈。父母无法把孩子带进城里求学，只有舍下年幼的孩子进城；或者孩子虽然在城市求学多年，可因为无法在城市升学，只有从城市返回老家求学。

　　这是“中国式”别离的最大问题，也是与其他国家离别最大的不同——在其他国家，成年子女与父母也是聚少离多，不可能一直在一起工作、生活，但未成年子女通常是不离开父母的。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法律规定监护人必须履行监护责任。与此同时，政府也为未成年孩子随父母流动创造好的求学、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环境，让孩子拥有完整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全国妇联、全国“心系好儿童”系列活动组委会发布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5.1%的留守儿童“感到心里孤单”，三成以上的孩子出现心理卫生问题。因长期缺少父母的关爱和呵护，留守儿童们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现象。在调查中，相当多的孩子最想对父母说“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

　　每一次春节，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都可能是一次心理冲击——有的孩子的父母并没有回家，孩子只有在失望中熬过春节。今年央视的“特别报道”也提到四川江安县一位7岁留守女孩照顾着5岁的弟弟，作业本上写满“想妈妈”，这让很多人心酸；有的孩子父母虽然回家过年，可是还没过几天又得收拾行囊外出打工。父母当然不舍孩子，父母是成人，还能够承受这种离愁别绪，而未成年人的孩子，怎么面对这短相聚长别离？

　　全国妇联曾呼吁，进城务工人员把孩子带在身边。可是，许多进城务工人员不是不想带，而是没有条件带，或者环境不允许带。2008年，国务院明确要求各地政府以“流入为主，公办为主”的原则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求学问题，这为进城务工人员带孩子进城创造了“政策条件”，可是，这一政策在一些地区并没有落实，不少地方对随迁子女求学还设置了相应的门槛。另外，由于公办教育资源有限，有的地方随迁子女求学还得进打工子弟学校。

　　这仅是接受义务教育，接受义务教育后的考试升学问题，对进城务工人员是否带孩子进城影响更大，这一问题，即异地高考(以及异地中考)在去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客观而言，相对于此前没有政策而言，全国各地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或原则性意见)有着进步意义，但是，这离全面解决问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一些流入人口多的大城市，设置的开放门槛还很高。

　　从长远看，只有创造所有孩子公平求学、升学的环境，才能缓解这种“中国式”别离，而眼下十分迫切的问题是，对于这几千万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该如何缓解？当父母离去，有没有人去关注这些孩子的心理？当地政府、社区、学校有何作为？此前的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这反映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存在严重缺失，在父母不能在他们身边的现实无法短期改变的情形之下，全社会应该向这个群体伸出援手，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这才是关注“中国式”别离的价值所在。熊丙奇(上海 教师)

(原标题：“中国式”别离的最大问题是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