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快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黄文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应该退出限购政策，可以从南沙、增城、从化等郊区逐步放开。他认为，广州在一线城市中房价还处于较为合理水平。

　　黄文仔既是开发商，又是政协委员，他呼吁广州逐步退出限购，为所在行业解除压力，自然属于无可厚非的权利行使。那么，广州是否已经到了可以考虑逐步退出限购的时间点?一旦退出限购，广州的房价会出现怎样的风险?这两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放开限购可能是多输的结果。

　　首先，广州是否已经到了可以逐步退出限购的时间点?这要区分不同的对象来讨论：对于开发商来说，现在日子难熬，以往那种开盘即热销的好日子一去不返，限购在任何时候放开都是利好。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既然“去年政府入市的土地面积少了20%，但土地带来的财政收入没少”(黄文仔语)，那么土地财政这一块的收入实际上是有保障的，至少在表面上，不会太着急。对于部分收入不高的普通市民而言，要想改善住房或者购买首套房，房价还是高，他们当然希望继续限购。至于外地炒房客以及手中持有多套房产的本地市民，他们也是热盼放开限购的。

　　放开限购的权限实际上不在地方政府手里，更高的决策者要考虑的是一个综合因素，而这个因素的首要表现应该是稳定：市民情绪稳定，房价稳定，土地财政收入相对稳定，地方债压力不至于让地方财政无法应付。确认了这个关键点，我们就明白，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放开限购，至少目前不是最佳时点，当然，长期看肯定是要放开。

　　如果广州马上放开限购，房价一定是一个飙涨的态势，为什么?很简单，北上广深都是优质资源的聚集地，加之社会各阶层财富的差距在拉大，一旦放开，楼市通行的应该是“丛林法则”，高收入阶层决定房价的涨幅，没有买房的市民只能望楼兴叹，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会成为让有关部门头疼的一个顽疾。

　　因此，有关部门一定会千方百计在各种矛盾中寻求平衡，限购就是相对而言有效的平衡方式，当然，它确实违背了市场化的理念和法则。那么放开限购的前提是什么?我认为是要建立足够的对冲政策：比如累进制税率的房产税，或者是足够多且足够方便的廉租屋，又或者是学习香港居屋政策的某些优点重构现在的保障房政策。如果因为各种原因难以三管齐下，至少在房产税政策上要保持足够的“火力”，让希望继续借助投资房产获取超额受益者不再进场，让中等收入市民能够凭借自身实力买得起房，让低收入阶层或租或买有栖身之所。

　　有了对冲政策再放开限购才是相对稳妥的选择。开发商现在都放言房产税对房价不会有影响，我认为这种判断为时过早，还是要看具体政策内容再做判断，没有确定性政策却说“不会有影响”，可以看作售楼广告宣传。另外，开发商基本都呼吁在销售环节放开限购，同时也叫苦称“地价越来越高”，地价高的原因何在?当然是因为供地主体只有一个。对此，诸位是否也可以多喊几句“市场化”?面粉太贵，也不是什么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