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遏止涉及官商勾结的窝案，不光要顺着“查腐路线图”抽丝剥茧，更要切断联系官商的权力因素。当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失去了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就失去了权钱交易的价值。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在近来持续受到关注的山西官场“地震”中，煤炭大市吕梁成了“重灾区”。半年多时间内，6名任职或曾任职于此的副市级以上干部，以及至少4位当地重量级煤、矿老板，被带走调查。

　　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得到披露，一幅“查腐路线图”渐渐浮现出来，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俨然成了官商“互助”的群腐样本。在这个样本中，连接官商的核心在于权力。当地方官员的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越俎代庖，取代市场发挥了不应有的作用，商人为了谋取利益，自然想方设法向其“靠拢”。

　　于是，官员“落马”、企业家“陪葬”或是企业家涉罪带出腐败官员，俨然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针对轰动一时的四川官场窝案，曾有媒体用一篇名为《刘汉朋友圈》的文章来描述当地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而对于同样备受关注的“刘志军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总结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犯罪的‘伴生’现象”——政府官员的职务犯罪背后往往存在企业家犯罪的推波助澜，或者企业家犯罪后面潜藏着政府官员职务犯罪的支撑。

　　这种政商勾结的状态，在特定的行业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插手市场的权力。据媒体报道，曾主政吕梁多年的聂春玉造就了多位能源大鳄，凭借的就是发生在其任期内的两次煤业改造，“哪家企业可以整合小的煤矿，均由政府决定。”由此一来，原本基于市场之力的优胜劣汰，变成了政商“关系”的较量，自然留下了极大的寻租空间。反腐进程中不断有国企高管“落马”，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相比于政商勾结窝案中的“分工”明确，国企管理者则是兼具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双重属性。

　　要想遏止这类涉及官商勾结的窝案，不光要顺着“查腐路线图”抽丝剥茧，更要切断联系政商的权力因素。当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失去了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就失去了对商人的吸引力，失去了权钱交易的价值。前不久，有媒体对王岐山的四个反腐新说法总结为“四说”，面对官商勾结的腐败窝案，不妨套用一下其中的“标本说”——顺着“路线图”清查具体的腐败窝案，是治标之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是治本之策。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样是反腐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