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五十年代的小学课本上经常有“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类的句子，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感觉此话不虚。但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民族也一样，没有十全十美的。我们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我认为最缺少三样东西：第一，认真精神;第二，公德;第三，法制意识。

　　去年在一本杂志上读到陈启文先生的一篇随笔《谁能改写历史》，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文章说，兰州有一条黄河第一大桥，是德国人承建的，1909年通车，经历了洪水、凌汛、战争等等无数破坏，1949年解放兰州的时候，桥上木板全部烧毁，钢制件被子弹打得通红。1989年，大桥通车80周年前不久，一艘自重260吨的满载船撞上了桥墩，全兰州都感到了震撼，河水像海啸一般涌上两岸，可大桥安然无恙。维修时人们发现，整座大桥260余万颗螺钉，无一松动。更出人意料的是，在大桥通车80周年的前几天，兰州政府收到了德国来的一封公函，询问桥的状况，并告知80年的保质期已到，此后他们不再对此桥负责。德国人的这个举动之所以让人感动，是因为承建大桥的公司早在1946年就注销了，而且，在这80年中，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都战败了。作者感叹，近年来我国刚建成甚至尚在建设中的大桥倒塌的已经有好几座，例如2011年通车的松花江大桥，设计寿命100年，投资18个亿，当时报道说创造了历史，但通车不到一年就垮塌了，垮塌之后连施工单位都找不到。陈先生问“谁能创造历史”，答案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面前。

　　再说公德。今年十一黄金周的热门话题是垃圾，全国许多旅游景点都垃圾成灾。最刺激人们神经的是国庆节早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后的垃圾遍地，环卫工人清理出了大约5吨。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和升国旗仪式都具有神圣性，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方，有如此之多的人扔了如此之多的垃圾，实在是一件值得深入探讨的事情。

　　对于乱扔垃圾的恶习，有论者主张重罚。有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有谁听说中国游客敢在新加坡随地吐痰或乱扔垃圾吗?在这座世界著名的‘被罚出来的花园国家’，吐口痰不仅得乖乖掏银子，还得扫一整天马路。乱丢垃圾，初犯最高罚1000新元，再犯加倍，同时也得当清洁工。”此话有理。不过，现在我脑子里又冒出了新的问题，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这么多，密密麻麻的，都在扔垃圾，你罚谁去?还是要培养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

　　说起自觉性，我想起了澳大利亚。我曾在那里工作过几年，没有听说过关于垃圾的罚款法规，也许有，只是没有人注意它议论它罢了。没有人议论是因为它没有成为问题，不像我们今天头疼的这样。那里到处都干干净净，马路总像用水冲洗过的一样。商业中心的地上偶尔也能见到几个烟头，不过，不注意不会发现。我很怀念那里的环境，前不久在一本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回忆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个自然公园的情况。所谓自然公园，实际上可以说原生态公园，基本上不加修饰，树木倒了就让它就地腐烂，树叶落了也不加清扫，连路都是土路。那几年我天天在里面散步，从来看不到垃圾，连一张纸片、一个烟头都找不到，更不用说花花绿绿的塑料袋了。我曾见过一个中年男子，神情落寞，独自背着一个婴儿在里面散步，我猜测他是那种被妻子抛弃的倒霉蛋，因为澳大利亚有许多男子被有出息的妻子抛弃。这样的人当然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我对这一位却在同情之外加了一层敬意。因为我看到他一路上手里握了一个苹果核，一直到出了公园大门才把它扔到垃圾桶里。我认为他太死心眼，公园里众多的树木落下各式各样的果实，没有人清扫，结果都被蚂蚁之类的小生灵清理得干干净净。苹果核可以自然降解，他完全可以扔在里面，但他却没有这样做。

　　第三是法制意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法律规章在一些人心中没有神圣性，部分人对此缺乏敬畏感。今年入秋以来，北京频繁地遭遇雾霾天气。科学界已经有结论，雾霾可诱发癌症。可是，每到节假日，二三环以内就不时地可以听到鞭炮声，有的是结婚，有的是企业开张。有一天重度雾霾，机关枪似的鞭炮声照样在小区门外炸响。市政府早有规定，除了春节，平时5环以内禁止燃放鞭炮。可是总有一些人对此置若罔闻。本人住处附近的街道中间，有一处隔离栏杆的缺口，中间安装了4个隔离墩，一条斑马线从中穿过，意思再明白不过，这是为行人准备的，汽车不许通过。但是，上周突然发现有汽车在那里拐弯，一看，4个隔离墩被拆除了3个。今天早上，我发现一个都不剩了。可悲的是，所有这些违法违章的缺德事情都没有人管，听之任之。

　　公德也好，认真劲儿也好，法制观念也好，都必须综合治理。严管当然是一个方面，自觉性的培养也不可或缺。同时这也与社会的整体氛围有关，如果人们都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把自己当作这个整体的一分子，而公共场所是大家共享的地方，个人没有权力独占或者破坏，那么就自然形成了公共道德或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或公共道德是如何成长的?教育固然必不可少，罚款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但更重要的是培育公德得以生长发育的土壤。联合国调查了156个国家和地区，今年9月发表了一个名为《2013全球幸福指数》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前十名全球最幸福的国家是丹麦、挪威、瑞士、荷兰、瑞典、加拿大、芬兰、奥地利、冰岛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是富国，人均收入高，都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贫富差距很小，教育免费，医疗有的免费、有的收费很少。这样的现实生活反映到意识形态层面，就是公共意识：国家是国民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包括全体国民的经济核算单位，一个放大了的家庭，社会因此而和谐。

　　同样是欧洲发达国家，公民意识也有很大差别。经济危机以来，南欧国家为增税而吵得一塌糊涂，希腊人上街示威，法国有钱人纷纷外逃，而丹麦人却反对减税。近年来因为出口受阻，丹麦政府推出了减税措施，适当下调了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不料因此民意调查支持率大幅下降。为什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位护士这么说：“我不支持减税，这意味着公共财政收入缩水，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足够的帮助。越是困难时期，有能力的人越应该多做一些贡献，这样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才会强大。”可见在这个护士的心中，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不是互相欺诈争夺，而是互相帮助。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我国社会被分割成许许多多封闭性小范围，社会秩序主要靠区域自治和宗族管理。那时候，人的活动范围很小，周围的人不是亲属、本家就是乡邻，人们的行为到处受到监督，有谁的行为太出格了，他在乡里就会抬不起头，站不住脚。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人口在全国范围内频繁地流动，周围大都是陌生人，传统的监督消失了，人性中一些“恶”的念头冒出来，最终体现在某些人的某些行为上。如何尽快消除这些不道德、不守法、不文明的现象?社会制度和设施的建设完善是重要的一方面，与此同时，每一个人也应该自觉地向道德的高地攀爬。 (编辑：思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