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用韩信，“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终得天下。赵孝成王用赵括，错用一人，败绩连连。历朝历代，能否选贤任能、知人善任是决定兴亡的关键一环。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更是我们党治党兴国的经验昭示。从毛泽东倡导“五湖四海”、“干部决定一切”，到邓小平改革人事制度，强调选拔干部“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再到今天习近平提出“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始终都被我们党视为关乎千秋基业的核心问题。

　　“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会蔚然成风;用一小人，则小人群聚，投机取巧以致乌烟瘴气。把好干部用好，不仅关系到工作和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关系到干部队伍的人心聚散。把好干部用到“刀刃”上，使人尽其才、各展其志，好干部才会层出不穷、济济一堂。

　　必须看到，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钻营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干部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在选人用人上，有的唯GDP是从，将发展等同GDP增长，无视“政绩泡沫”。有的唯票数是取，简单地将公选票数等同民意认可，忽视实际业绩。有的讲“背景”，招聘考试任人唯亲，提拔重用只看关系。有的论“资历”，搞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这样的风气如成一时之盛，非但出不了好干部，更会散了党心、失了民心。

　　古人云“为治以知人为先”，又言“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把“好干部”用好，关键在知人善任。

　　所谓“知人”，就是要求组织部门摸清干部的“底子”，全面深入，历史辩证。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就会出现任人不当、用人失误。春秋时，郑国子产善于识人，“择能而使之”，反对官员去做不胜任的工作，将之比作“操刀伤锦”，必成大害。于今而言，识人依然大有学问，必须深入观察：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能力水平。

　　所谓“善任”，就是要给干部合适的“位子”，用当其时，用其所长。“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人才放错了位置，也可能变成庸才。位子不“合身”，小则屈才，大则误事。现实中，好干部不一而同，有的擅长具体业务，有的善于通观全局，这就需要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特别是，应当善待那些“有棱角”的干部，他们虽有些个性，但更富原则性;应当保护那些“狮子型”的干部，他们虽易得罪人，却更富创新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那些有本事、勇担当的干部，为他们说公道话，给他们大舞台，是组织部门的重要责任。

　　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干部在任期内把GDP增速提高0.3%，升职概率将高出8%;如果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方面，升职几率将是负值。结论未必准确，但这种倾向值得注意。当这样的倾向愈演愈烈时，就会出现一味追求GDP的不良风气。当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担保、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留下烂摊子、照样能升官时，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负效应。一千多年前，韩愈慨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最好的伯乐，是科学的干部选用考核制度。只有让这些制度，既看“高楼”又看“地基”，既看“显绩”又看“潜绩”，看经济总量也看民生改善，看经济发展也看社会和谐，看干部评议更看群众口碑，才能让好干部源源不断被发现、公道合理被使用。

　　“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的数量，更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好干部”是决定执政党力量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决定执政党作用的核心战斗力。始终把“好干部”看清、选准、用好，党的伟大工程才能生生不息，人民的伟大事业才会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