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接见李锦，听取基层国企改革情况的汇报
 

　　吴邦国同志走了。想起1995年10月，随从吴邦国同志在山东潍坊、东营和青岛调研的日子，感受到吴邦国同志会搞调查研究，精于业务，勇于改革。尤其是待人平等、和蔼可亲的风尚给人印象很深，今发此文以悼念这位为国企改革做出重大贡献的领导。

　　吴邦国同志是1995年3月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分管国企工作，还兼着大企业工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央企业工委书记。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主要是两段经历，1995年至2002年分管工业和国企工作，一段是2003年到2013年担任人大领导工作。

　　1995年至2003年分管国企工作中，给人印象深的主要是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与策略。一件事情是完成3年脱困的任务。一件事情是把中央企业组织到国务院国资委的旗下。当然后两件事情是协助朱镕基总理做具体落实工作。前一件事情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发挥得非常突出、非常独特的作用。

　　他到北京的前一年，是国企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在那一年，我做了一件事情，到胜利油田调查大明集团资产整合调研，在企业蹲点调研58天，提出“资本经营”的概念。调查结束，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发出我的《资本经营是市场经济的重大突破》调查报告上下篇后，《人民日报》等发表了我写的通讯《资本敲动大明的杠杆》。全国19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并配评论员文章，发表我的资本经营调查。

　　调查结束后，上面通知我，中央领导来山东考察调研，我作为随行记者。我一路跟随吴邦国同志调研，耳闻目睹吴邦国同志提出“抓大放小”思路的过程。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重要转折期。1995年国企形势特别差。国企亏损达到1/3明亏，1/3暗亏，1/3盈利。当时，我在《资本经营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尽管实施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破三铁”、利改税、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 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却持续恶化。虽然以上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人浮于事、短期行为突出等现象仍未有根本性的改观。1988 年之前， 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一般不超过 20%，但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有企业出现了盈亏“三三制”，即明亏、虚盈实亏、盈利各占1/3。随着民营经济异军突起， 国有经济境况日益窘迫。截至 1994 年 11 月底，预算内 3 万多户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41.4％，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亏27.6％，产成品积压上升6.4％， 经济效益全局性下降，700 万人停工，200 万人下岗，3000 万人成为“富余” 职工，企业运行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三组数据说明了这三点：一是近年来国有经济系统的增长速度约 6％左右，而集体企业的增速是 30％，其他经济成分的增速竟高达 46.46％；二是与上述情况形成对比的是，国家 70％以上的投资投向国有部门，80％以上的银行贷款流向国有部门；三是 1994 年上半年， 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 50％，后经努力扭亏增盈后，亏损面仍居 41.4％的高位。
 

　　这是我当时的记录整理。吴邦国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任的。

　　我是带着这个问题下去调研的。1995 年 1 月 22 日，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我来到大明集团。当时，还有个背景，批准上市特别难，听说，山东省1995年就批准两家。中国石油系统还没有一家上市的，大明集团是石油系统准备上市的唯一企业，这是有竞争优势的。当然要上市就要包装，从上到下都急于宣传，他们到济南来请，也吃过两顿饭了，情面上抹不开，我决定先去探探路。当然，我是借机探索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我的一篇日记，表明我的内心世界。题目是“市场经济面临颠覆”：

　　从1992年10月，党的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一年半了，问题慢慢地暴露出来了。在中国，上面说了，在政治上肯定了，大家都按这个路子去走。但是，很多人是在政治上被走上这条路，思想上并不通。一旦遇到矛盾，本来面目便显示出来了。改革的一些措施脱离甚至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这就加剧了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攻坚阶段上的一些摩擦、反复，甚至造成一些混乱。虽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的，市场经济也终在1992年得到确认，但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要深刻懂得市场经济的实质、功能、基础、规律及其发生作用的方式和条件，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我是带着明确的目标来到胜利油田的，破解市场经济难题。
 

　　胜利油田大明集团地板砖厂亏损后停产整顿，职工情绪低落。我在现场抓拍出这张照片
 

　　就在这一年5 月，江泽民总书记南下考察苏、沪、浙三省市，6 月又北上考察黑、吉、辽三省。两次紧锣密鼓地出行，把企业改革推到了改革舞台的中心。然而企业改革到底要走什么路，上面对此并不明确。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 除了各种复杂原因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对于市场经济并不理解，工作难以有效地落到实处。我认为，不是方法问题，通过其资产纽带连接、带动一大批企业，促进产业把国有企业的搞活。“搞活”的着眼点一是提高整个国有经济的质量，尤其重要的是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业的 14 项自主权；二是对符合条件的“关键少数”，要优先考虑外贸出口权、股票上市权等权利；三是给这些企业先行一步、先试一招的权利，不吃“偏饭”， 但要给“新饭”。当时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很好的会议。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16个字，文件提得好，但是因为目标提得高，提得远，做起来很难。国企改革错综复杂，朝前有走不动的感觉。当时，有一个口径就是“只宣传国有资产不流失，其他什么也不要宣传”。这个结论确实也有点武断。我当时找了新华社国内部的吴锦才，经济日报的总编杨尚德，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因为认识，我都找过他们。

　　交流中确有这么一个口径，我感到很不理解。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吓唬人的“万言书”，把国有资产流失，说到惊人的地步。面临国有企业改革改不动，改不好，也不知道朝哪里改。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会造成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社会主义前途面临安全问题。刚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市场经济庸俗化的挑战和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强力反扑。当时的报道口径是只讲国有资产不流失，其他不要宣传，命令式的口吻恰恰激起了我的逆反情绪。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面临第一场“颠覆”。

　　“只讲国有资产不流失，其他不要宣传”，也可能与当时的诸城改革有关系。在 1993 年，我完成了《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造》的调查报告，了解山东乡镇企业在 1993 年总产值占全省工业产值的 64%，占全省工业增长值的80%。显然，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增长点。研究乡镇企业市场化的过程与特点，对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将提供直接的借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原因，第一，在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第二是企业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机制；第三是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机制。要素不合理流动，是国有企业的大毛病。

　　在这种情况下，总得找出一个办法来呀。于是，我从1995年元月份住到6月，整整住了58天。提出资本经营的理论，认为资本是流动的。我还找到了吴敬琏、王珏等老专家在一起交流看法。当我拿着这些稿件找到新华社国内部二编室主任张述忱时，他告诉我中央在天津开会了，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组调查为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供准备。
 

　　市场经济的路怎么走？我反复学习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到胜利油田来的。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共五十条，分十个部分：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当时，我觉得三中全会文件定得很好，四中全会是关于党建的，五中全会提出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然而，不管文件定得多么好，解决问题才能算数。我提出的问题就是要放开搞活，配置资源，抓住重要的资源进行配置，该抓的抓，该放的放，搞活是主要的，要转变经济发展增长方式，不能用老方法，静止不动的方法。

　　我的稿件发出后两个多月时间，五中全会召开了，提出了两个转变，一个是转变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增长方式还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结构调整的思路。

　　怎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从“只宣传所有资产不流失，其他什么也不要宣传”，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思想。后来改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的增长转为经济发展方式。这大概是2005年的事情，是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再后来是习近平同志主持工作时提出来的“高质量发展”。

　　当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是“其他都不要宣传”这个口径下逼出来的探索。到底是怎么逼出来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吴邦国是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他是从上海来的领导，是安徽人，我也想从近距离的接触中，感受这个领导同志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习到一些东西。更急迫地想了解他是怎么看待转变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的？

　　在济南，看了山东重工，就是济南汽车总厂，当时已经有四位副总理去看了，都关心这家企业。接着到淄博，到潍坊。吴邦国同志深入到车间，边看边不断地和王忠禹、陈清泰挨近说话。因为工厂的机器轰鸣，对面说话都听不见。他和陈清泰挨着耳朵说。前面衣领敞开，两手撑着腰。弯着腰和车间工人说话。他这种现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让人觉得没有一点架子，和工人和蔼可亲，觉得像个车间主任似的。

　　在潍坊，提出了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的主张。县以下国有企业改制是陈光在诸城搞起来的。当时分歧大一点。临朐县134家企业改制的报道，我也写过调查报告。可是吴邦国同志一路上没有讲这件事情，没有表态。但是，他提出了“抓大放小”，他了解像潍柴这样的企业，怎么去让他做大的问题。全国有1000个大企业，国有大企业怎么抓得住的问题。小企业通过改制等放开。能不能取得成功。这件事情好像是在潍坊问得多一点。

　　十五届四中全会是9月25日至28日开的，吴邦国是开完会，国庆节一过便下来的。一方面是了解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一方面是酝酿下一步国企改革的事情，是到下面寻找结论的。

　　在路上，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与我很熟悉，他问我最近搞过什么调研，我刚刚把胜利油田资本经营的调查发给他一份。他在批示要在全省大中型企业推广，我给李春亭省长，也做了批示，要求山东推广这个经验。我又与赵书记讲了一下。我认为我们的思路是符合中央四中全会精神的。中央四中全会精神是解决了重大的疑难突破，特别是吴邦国副总理进北京才半年时间，新的思路就出来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赵书记听了，他说，你向吴副总理汇报一下，你谈谈看法。我说领导事情多，我不能随便和领导交流。赵书记说，我领你去。晚上在宾馆里。赵书记说我在胜利油田调查的事，让他说基层的事实证明中央的思路是对的，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邦国同志说，你来自基层，掌握真实情况。

　　我向吴邦国副总理汇报时认为，国企改革有些难题一下头还破解不了。我们先从资源配置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解决，这是一个突破口，阻力也小。因为牵扯到私有制当时是国家的“有益补充”的口径，还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两年后的十五大才解决。当时吴邦国副总理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还是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来说，阻力小。顿时感觉到吴邦国副总理对国企改革思路的突破定位是睿智的，是避开了阻力，向容易实现突破的方向实现。从谈话中，我理解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吴邦国同志是做出的重大贡献。

　　赵志浩介绍，我在胜利油田蹲点58天。吴邦国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你为国企改革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会调查研究，敢于创新，提出新思路，谢谢你。向你学习呀。感谢你为国有企业改革下这么大力气。赵志浩书记也很高兴，毕竟山东的记者把基层情况说得清楚。他与接待处张处长说，赶紧为李主任和首长拍张照片。于是留不下了这一难忘的瞬间。

　　临走的时候，吴邦国副总理在青岛的八大关宾馆做了长篇讲话，他讲到山东省资本经营，全国各省市区的副省长和计划委员会、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都来了，吴邦国副总理在会上专门讲到胜利油田的经验。

　　吴邦国副总理当时才54岁，我记得他的秘书好像比他岁数还大，中直机关的老秘书很多。吴邦国同志那次来，没有前呼后拥，也开座谈会，但是多数是现场看，现场问，与在场的人商量。那种亲切态度，和蔼可亲，待人平等，到了车间就像车间主任那样，与群众没有间隔，打成一片，也没有穿西装，是穿的便衣，解开衣服扣子，和基层干部谈笑风生。处理事情精明强干，睿智开放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996年的中国，正式开启了第二轮国企改革浪潮。1996年，在“抓大”方面，国家确定了对1000户重点企业分类指导方案，围绕支柱产业、优势企业、名牌产品，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带动一大批关联企业调整和改组，促进生产要素向这些大型优势企业流动。在“放小”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在这一年出台了关于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这一决定，抓住了当时中国国企的痛点。抓大放小，由此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总战略方针。这时候，国家要着眼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拘泥于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从整体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来看，“抓大放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紧密相连的，国有经济整体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抓大”，就是大公司、大集团的集约发展战略的推行；不放活国有小企业，不收缩国有经济的面面俱到的巨大摊子，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整个1996年的国企改革，口径与吴邦国那次山东调研的口径是一致的。

　　后来，我搞过几次报道，吴邦国副总理做过批示。再后来，吴邦国在具体部署推行国企3年脱困的工作，使得国有企业放下包袱，重新形成新的中央企业队伍，直到成立新的国务院国资委。当时是吴邦国协助朱镕基总理做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吴邦国同志刚刚担任副总理期间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抓大放小那一段经历。

　　那次随从吴邦国副总理，并向其汇报的时间是10月12日，离现在已经29年了。时间飞逝，但是吴邦国同志的音容笑貌宛若眼前。看到中央对吴邦国同志的评价是：

　　1995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其间，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中央企业工委书记等。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基本实现，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加强再就业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觉得这种评价是恰当的，特别是“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作为在一线调查研究的人能够做出证明。

　　若干年后，感觉到吴邦国同志当时面临的许多国资国企改革难题，有些解决了，有些仍然在艰难的探索中，包括结构调整、抓大放小的思路，对当前功能性改革，仍然是很有用的。有时候过去做得好，现在是向更深层次发展。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创建的国企改革的经验和光荣传统，重视调查研究、勇于探索、提出思路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路，我们要牢记住，继承下去，发展下去，不断开展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局面。

　　谨以此文，悼念为中国国资国企改革做出重大贡献的吴邦国同志。
 

　　附录：

　　李锦的长篇自述著作《家国七十年》第二卷《调研经》第十七章《解放“资本”这个词》第三节里面有向吴邦国汇报的场面
 

　　三、“资本”一词写入十五大报告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于9月25日至28日举行。28日通过全会公报。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提出，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就是著名的“两个转变”。要认真贯彻的重要方针中包括：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全会指出，今后15年，要下大力量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使社会生产力有一个大的发展。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广泛采用先进技术装备社会生产各部门，重点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今后15年的战略任务。必须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围绕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整个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基调，一时间主导中国新闻舆论界的“国有资产流失论”“堵漏洞论”销声匿迹。

　　国有企业改革，在五中全会后，特别强调“抓大放小”。我的调查与两个转变的精神相吻合，成了落实五中全会精神的典型。我写的大明集团资本经营透视，一组五篇，第五篇是《第三条道路》，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增值有两条路，一是依靠国家从外部投入，走资产增值的道路；二是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在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而企业“鸡生蛋、蛋孵鸡”的循环过程又过于缓慢的情况下，大明人走的是“自然资源资本化、经营要素扩大化、结构配置最优化，投资回报最大化”的第三条道路。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道路。
 

　　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在我的调查报告上做了批示，又专门听取了我的汇报
 

　　10月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考察山东企业改革情况时接见了我，并夸奖我关于资本经营的调查反映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思路，对贯彻五中全会精神，搞好企业改革有指导意义。吴邦国副总理说：

　　这个材料思想新， 事实也讲得充分，资本经营实际上就是讲的经济增长方式，搞活资产，形成好的资本运行结构。这次五中全会讲的就是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山东形势发展好，这方面也有新思路，要为全国提供新的经验、新的典型。

　　当赵志浩介绍我为搞这个调查在企业住了 50 多天时，吴邦国副总理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你为国企改革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敢于创新，提出新思路，真是难得。向你学习。感谢你为国有企业改革下这么大力气。

　　吴邦国说，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艰巨性要有长期充分的认识，要国有企业一下子都搞好是不可能的，但是首先要搞好重点企业；要把力量用在重点难点问题上。当前特别要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五中全会很重要的一条便是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放在突出的地位，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要重视新鲜经验，促进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场的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说：李锦的胜利油田的经验很有说服力，只要找到好的路子，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是有希望的。

　　在南郊宾馆，我借机向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汇报资本经营调查及我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思想为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在整个九五期间，资本结构的调整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目前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且逐年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上万亿元的存量资产闲置着，难以流动。按照资本经营的思想，国有企业不仅要走向商品市场，而且将走向产权市场，加速资本的流动，资本在市场上自由出入，这将促使企业走向市场，加速中国企业市场化进程。陈清泰在企业待过，认识相当准确，是一个学者型领导。

　　吴邦国副总理在山东省干部会上说，山东的一些企业创造出了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我看五中全会有一个进步是肯定了资产经营，从生产经营到资产经营，促进生产要素优化方面，使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思想与实践前进了一步。但是，目前一方面过去有些认识并没有澄清，一方面实践又提出了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认识，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我的调查报告在“内参”发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批示，并转《改革内参》转载。石油部领导批示“向李锦同志对石油事业的关心及宣传表示感谢”。

　　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批示：“请寓群、光远同志能抽空去看看，在全省大中企业改革中推广。”

　　山东省省长李春亭批示：“转寓群同志及光远、庆新、张龙等同志阅。李锦同志的调查报告再次说明，我们在企业改革中有很多好典型。如果把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就可以探索出现代企业改革的道路。经委、体改委要抓好这些典型，把这件事办好。”

　　我提出的另一着眼点，是理论上的突破。当时，也许因为时间提得早些，需要发酵一段时间。两年后，党的十五大第一次将“资本”一词写入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江泽民总书记在提到“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说，“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我给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山东省省长李春亭写信汇报资本经营的思路，建议山东省把这个典型进行推广。两位领导都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要求组织推广。
 

　　我在大明集团调查研究的意义不仅是提出坚定地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资本经营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思想解放，以此为标志，中国企业走上了资本经营道路，不断推动着所有制与分配制度的革新，改革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这时候，我已经到西藏工作了。我带着党的十五大报告，到布达拉宫下的龙潭湖公园，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十五大报告先后 10 次讲到“资本”这个词。

　　后来回顾，在1995年国务院对企业改革实施“抓大放小”战略时，被一封“万言书”中提到关系社会主义安全的吓人高度的时候，我提出的新理论和报道犹如油锅里撒一把花椒，使天下报界顿时沸腾起来。各家报纸争相采用，与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

　　资本经营理论的出世，面对数种思潮的压抑。从本质上看，资本经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方法，资本经营是配置资本使其增值的一种管理方法。在两年前，中央政府还在为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进行争论，这是邓小平讲了话，江泽民拍板才造成的局势，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对市场经济一词的出现有猝不及防之感，像是突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并没有思想上的准备。因此，在这之后的两年里，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市场经济真谛，一旦有人抵制或变相抵制，便手足无措，只有一种做法；“服从上级”。新闻作为政府的附庸和工具，只能服从，无其它选择。在这时候，另一种理论思潮是“国有资产流失论”，持这种论调的主要是思想偏右的政治家们，实际上他们是以一种形式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他们似乎高举国家“警察”的旗帜，一手打击市场经济，一手打击私营经济。再一种思潮，是表面持骑墙态度的官方宣传口，正统、保守、不讲产权流动和资本组合，只讲增收节支、加强管理、提高效益等等苍白无力的宣传。市场经济需要深入，中国改革需要前行，需要冲破一切人为设置的障碍而奋勇向前。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反市场经济和阻止市场经济的力量存在，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反向推动力量。有种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势态。官方新闻机构避开市场经济的纷争，实际上是屈从于阻止市场经济的力量。正是这三种思潮的存在，为资本经营理论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经济学家赵 锋在《评李锦对资本经营理论的探索》写道：

　　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锦对资本经营的探索，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景观。一组可视为论文的学术性的经济调查报告为国内十九家报刊在头版头条转载，这是中国新闻界罕见的；新闻记者依靠自己的研究率先写出“资本经营论”，提出系统的理论，这在理论界是罕见的。

　　研究一下李锦探索资本经营的过程，可以发现，资本经营思想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经济理论的重大发现，是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后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相对系统的资本经营理论，在1995年之前的中国还没有过，李锦提出的资本经营理论，填补了我国系统研究资本经营理论的空白。李锦同志系统地表达资本经营思想的文章，发表时间是1995年7月19日。在两个月内相继成为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社会科学报、厂长经理日报、信息日报、东方快报、发展论坛等报在头条采用，这些报纸在北京、上海、四川、广东、山东都是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有些是以经常发表前卫观点著称，很为经济学界关注。李锦率先提出的观点，是资本能够增值的价值，这句话公开修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一句话，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因此，我们不可忽视新闻界的理论发现力与研究力，更不可忽视其在历史进程中强大的推动力。

　　实践上看，这次调查的成果为中国政府与企业领导人所接受。年底的14届5中全会，官方的口径是两个转变，即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持经济工作的吴邦国副总理认为资本经营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经验，应当予以推广。王忠禹、陈清泰这些主管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领导人肯定了这个理论，当时的中石化副总经理周永康肯定了这件事，并派人打电话向我致谢。“两个转变”正暗合了资本经营的思想，然而并没有触及“资本”这个词。在两年后，江泽民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以资本为纽带，在市场上运作，建立跨行业、跨地区的集团。在他的报告中，对资本这个词提了10次，他讲了三层意义，这一层与我提出的资本经营意思最为吻合。
 

　　李锦向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汇报资本经营调查情况，范敬宜亲自处理稿件。

　　《人民日报》以大半个版面发表李锦在胜利油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照片。
 

　　从历史眼光来看，资本经营理论为近二十年的实践所证明，这是行得通的。传统而言的资本市场已相当活跃，股市、银行、保险等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所强调的资本组合和增值的思想，已为中国企业广泛接受，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与扩张，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形成，微观的资本管理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资本经营理论已成为指导中国政府与企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对于40岁的人，我仍然活跃在新闻一线，但是我的很多思路发生变化。后来，我在出版《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时，在写《资本经营理论发现与提出的过程》时写的一段话，可见我的心迹：

　　搞新闻的人，青年时期有股赶浪头的冲动，以一阵接一阵冲击，挥发自己的青春激情；壮年时代有构筑宏伟工程的雄心，一项接一项地扩张，展示自己的胆识；中晚年时期则有记录历史的精致，一页一页的制作，凝聚自己的智慧。1995年搞资本经营报道时期，正当铸建宏伟工程的壮年，也是我由传统新闻思维转向理论思维，智囊思维的时候。在那以后，我便变成“另一个人”了，“耳目喉舌”只是一般层次，有出息的新闻记者当以“思想者”和“智囊者”为己任，以国家需要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