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认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价值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刘余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砥砺前行，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然而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在中华民族面临深重危机的紧要关头，马克思主义激发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积极弘扬者。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是相互融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将解放全人类作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正与中华文化中“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修身治国目标相应；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与中华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观念相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辩证的方法分析问题，其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类似中华文化中阴阳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阴阳不仅相互对立，而且可以相互转化，相互统一而成太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这正是中华文化所强调的知行合一。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兼收并蓄、守正创新的特点，中华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交流互鉴中历久弥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自身也逐渐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完成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型，也使得中华文明在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治理智慧在中华大地焕发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形成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朱熹园考察时的讲话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因此，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源时，当放眼五千年文明史，从中华文明中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

　　“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承传至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圣贤之道的传承。圣贤之道的传承需要有圣贤人开展圣贤教育，将人培养为圣贤，进而践行圣贤政治，使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制定遵循志于道的发展方向和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古人讲“文以载道”，圣贤之道记载在经、史、子、集之中，特别是经部典籍，记载的是自古以来的圣贤治国之道的智慧和经验，因此需要通过研究经典，特别是对古圣先贤治国理政所遵循的圣贤之道进行深入挖掘，使圣贤之道得以彰显。同时，中国古圣先王依循圣贤之道创下了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一代又一代历史盛世，因此也需要深入史书，通过学习历史，具体剖析盛世的历史成就及其背后的治理规律，研究中国历史上圣贤政治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从而总结出成就盛世所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即中国传统治道思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圣贤政治体系，并通过经史合参的方式论证这些历史规律的普遍性。

　　结合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建设经验与成就，以及中国近代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深刻剖析取得“中国之治”成就的深层原因，即遵循了历史上成就盛世的普遍规律，符合道的发展方向并体现了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与中国历史上的治道思想和圣贤政治的逻辑体系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和独特的民族性，因而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又创造性发展了传统圣贤政治体系。“中国道路”也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主义之外的一条可供借鉴的成功之路。因此，“结合”为坚定“四个自信”、为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思想理论依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植根于中华大地，溯源于历史长河，汲取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

　　作为“结合”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两个激活”，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也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对我们党今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示范。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言片语的片面执着，而是对其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基本原理的坚持，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开放性。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古镜今鉴、古为今用，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做好传承和弘扬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的目的，也是要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唯有深入经典、学习历史，才能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才能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才能真正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明自觉，才能充分发挥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的重要作用，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总之，“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