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是理想社会的内在要求，但何为“公平”，则见仁见智。在大部分人认为“公平”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及依法治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时，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应该是“公平”扶助的对象。但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是，打工者与老板、无权者与有权者、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既得利益者与最少受惠者，能有一样的“公平”要求吗?“公平”观念和主张的不同、差异，甚至矛盾和冲突，是“社会公平”难以实现的思想观念根源。

　　社会公平，源于人人平等的道德尊严，但其落地实现，则依赖于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要经济发展，就要有刺激和促进发展的产权结构和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难以形成有效的效率激励机制，“死水一潭”的“低质公平”，最终损害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更难以促成高质量的“社会公平”。

　　但效率与公平，不是“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简单一句话就能化解的。现阶段，改革和法治追求的社会公平是平等权利基础，加上分配保障制度的“阶段性平衡”。“人人生而平等”，但现实中“不平等”是从出生一刻起伴随终生的“自然常态”和“社会必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竞争社会更是无时无刻在扩大和延伸着“不平等”。

　　“权利公平”的不到位和残缺，“规则公平”的不健全和漏洞，“机会公平”的不平等和缺位，在分化和撕裂着社会阶层，在阻塞着社会流动的渠道和路径，时刻“倒逼着”政府改革的动力和进程。这是“社会公平”亟须解决的问题。

　　就当前炽热的中国社会来说，有权有势者更多地是要求特权和保护，无权无势者则更现实地要求公平和正义。打破特权，打破垄断，面向底层，面向民众，让大众共享改革的红利，则是深化改革举措的“公平”面向。

　　然而，面向“社会公平”的改革，不是一两项举措就能轻易实现，这是一个复杂的治理体系重构工程，有其内在的制度逻辑和制度环节。具体来说，首先，权利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逻辑起点和制度前提，只有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权利公平，才能保障人民平等参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也只有人民平等地参与政策和法律等“规则”的制定，才能使各方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充分地体现和保障，才有下一步实践中的“规则公平”。

　　其次，规则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和关键。既然人人不平等是“自然”的事实，竞争性社会的效率也要求一定的差异和激励机制，保障每个人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规则公平”是一个关键，让每一个人在公平的制度和政策之下“平等”竞争。也只有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规则公平”，才能为“规则”之下的“机会公平”和“平等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基础和保证。

　　第三，机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和目的。只有在权利公平和规则公平的基础上，才能够保障人人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社会中“最少受惠者”的“机会公平”，是检验“社会公平”的最终和有效标志。“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再受到户籍歧视，农民工子女得到受教育的“公平机会”，每一个人拥有“梦想成真”的“公平机会”，“中国梦”的实现才算“普照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