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廉洁城市建设条例(草案)》正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不约而同聚焦于“裸官不得提拔”重用，以及任职敏感岗位等条款，这固然是当下的舆论热点，但对于整座城市的廉洁建设，还有更多可以探究的问题。

　　事实上，这些年来，党内外、行业性乃至全局性的廉政规定可谓汗牛充栋，不少地方也曾高调宣示构建“廉洁城市”，但像广州这样立法先行，以地方立法为“廉洁城市”奠基的做法，并不多见。一旦这部地方法规经广泛征集民意，再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施行，它对于城市的廉洁建设，或具有标杆意义。

　　然而，一个地方或一座城市的廉洁建设，又是非比寻常的“宏大叙事”，它既涉及立法立规，更有体制机制变革的问题;在现行权力架构下，许多难题恐怕不是单凭“地方改革”所能撼动。正因如此，假若广州的“廉洁城市”建设真能实现局部突破，像开放之初那样“杀出一条血路来”，无疑是功德无量。

　　城市廉洁与否，关键还看能否实现对权力的约束。近些年，腐败之所以一再刺激公众的神经，令全社会关注，就在于某些方面的权力不仅监督缺位，甚至于失控、滥权，肆意妄行得失去底线。而当变态的权力横行于社会诸多领域时，民众的痛感当然就愈发强烈。所以，廉洁问题，说到底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让权力有所敬畏，规矩行事。

　　当然，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那是更为宏大的命题，尤其是对现行政府部门的财政权、行政权、执法权、人事权等方面的改革，必是漫长的过程。可以说，单凭目前这么个“廉洁条例”要想约束城市管理、决策等方方面面的权力运行，显然力有不逮，还需要更多的地方立法，特别是对各种权力如何运行以及内外部的监督制约进行规范，越具体越明确越好，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总是粗线条的原则性。而人大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问责，更应具备刚性的约束力。

　　不客气说，我们对政府的权力运行，尤其是一些事关社会、民生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的监督，还处于“起步”阶段，某些方面还完全是空白，不少决策及权力运作往往披着神秘的外衣，公众既不知晓其程序，更无法实施有效监督。总之，当权力运行仍处于不规范，或者“无规矩”阶段时，让权力公开、透明，晾晒于阳光下，就成为最优的选择。“信息公开”不只是口号，而应是不能绕过的关卡。当公权力与制约机制都不成熟时，就让公众和舆论来校正权力运行的轨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