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领导同志屡次向不正之风“说不”，继“向旧习惯说不”之后，又提出“敢于向好人主义说不”。这不仅是对教育实践活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环节的要求，更是直指一些地方长期以来党内生活不健康的一种突出风气。

　　“好人主义”就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就是讲私情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的腐俗官风。比如说，班子内部维持“一团和气”，出了问题回避掩盖，开会决策你好、我好、大家好，宁可得罪工作，也不得罪“朋友”，宁失原则，不伤感情;又比如说，同志间关系“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子至上、友情第一，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家都做“顺水人情”，人人争当“好好先生”;再比如说，上下级关系讲究“和谐”，下级有问题，“上面”包着、护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下级则对“老板”随声附和、奉承捧场，等等。直到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了，要开民主生活会了，有的同志仍然是对上放“礼炮”，对同事放“空炮”，对自己放“哑炮”。

　　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来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党不是 “一团和气”的俱乐部，也不是“你好我好”的同路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必须有健康、健全的政治空气和严肃、严格的批评风气。“好人主义”不讲原则、没有党性，“老好人”也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多栽花”，无非是要“少栽刺”，“与人方便”终究是为了自己方便，这种八面玲珑、四面讨好的“好人”，往往是精于算计、满心思个人得失的人，是功利私心最重的人。这种从不与人红脸的人，往往也是对同志最不负责的人。“好人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官僚主义—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同朝为官”的同僚，在对专制王权的同一依附中结成利益共同体，同进退共荣辱，“一团和气”成为做官的座右铭，明哲保身和务求中庸成为仕途的不二法门。多少年来，“好人主义”作为一种官场“麻醉剂”和“腐化剂”流传风行，于今又烈，我们必须抱有高度警惕。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人主义”再走一步，就是“圈子文化”。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历数了“好人主义”的“对象”—“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者、老同事、老部下”，其实就是被小平同志斥为“害死人”的“小圈子”的雏形，就是沆瀣一气、利益攸关的“朋党”的基础。另一方面，“好人主义”真是“好好先生”吗?有的“好人”是双面人，“台面上”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举手，会下乱放炮，当面“和睦相处”，背地里拉帮结派，当面唯唯诺诺，转过身却以邻为壑，当面拍马奉迎，私底下却搞阴阳两面，甚至还有暗中设陷阱、捅刀子，织罪名、造谣言的呢!

　　“好人主义”盛行，关键在领导干部身上。一是党内生活不健康，缺少批评的环境氛围，缺乏民主空气。有的“一把手”，脾气大得很，“个人尊严”碰也碰不得，一听批评，就火冒三丈，甚至拍案而起，抓辫子、打棍子、穿小鞋，结果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一片鸦雀无声之下，“你好我好”便成风气。二是有的领导，明知制度被破坏，竟网开一面，造成“破窗效应”，目睹下级犯纪律，也不吭声，叫作“放人一马”。他无非是要做人情、博“官声”、拉关系、争“选票”，既爱惜一己的羽毛，博取不正常评价下的“开明”形象，又追求为官的“民意支持”，获取选举呀、测评呀的“高票”。说到底，还是“为人际关系所累”，过于为自己的荣辱进退算计。

　　向“好人主义”说不，要有“敢于”的勇气。有些地方，“好人主义”已经形成风气，成为 “规则”，要打破这种局面，就要敢于唱“红脸”，敢于当“出头鸟”，敢于一时“不见容于众”，敢于被视为“异端”、划向“异类”，甚至敢于被“孤立”、被“边缘化”，总之要有动真格的勇气。另一方面，要从舆论上、体制上支持那些敢于批评不做“好好先生”的同志，要科学分析某些“选票”中的真实成分，既要坚持群众公认，又不能简单地“以票取人”，尤其是再也不能让那些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得实惠占便宜获利益—“好好先生”在生活中尝到的“甜头”，不是已经成为“好人主义”风行的“示范”和“榜样”了吗?( 司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