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婴儿安全岛”开放后弃婴剧增、一些外地家长“慕名”前来、出现恶意弃死婴事件，使弃婴岛何去何从成为关注焦点。25日市民政局出台应急措施：将对恶意遗弃情况进行报警，再次引发了争议。

　　“婴儿安全岛”当初各种美好设想遭遇现实尴尬，显然是高估了一些遗弃者的道德水平。措手不及、不堪重负的民政部门紧急寻找对策，亦属无奈，可以理解，毕竟抚养弃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弃婴多为病婴，不但要吃要喝要人照顾，还要花巨资治疗。对广州而言，还有一个属地原因。福利院接纳能力不足，应付不过来，到头来也影响对弃婴的照顾。这个问题又要怎么解决，堵，还是疏?

　　堵，就是找“源头”，限制狠心父母弃婴行为。在“婴儿安全岛”周边装视频监控、对恶意遗弃情况进行报警、实行登记制度等等，都是对遗弃者进行道德甚至法律威慑，从而限制、减少弃婴行为。堵，不能说没用，至少对那些处于犹豫状态的准遗弃者是有约束力的。社会是复杂的，对那些实在无力抚养、决心遗弃婴儿的人来说，堵得太死只会害了婴儿。“婴儿安全岛”本来就是用于弃婴救济，因此着眼点、着力点要放在“疏”而非“堵”上。

　　弃婴抚养、照顾过程中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钱的问题，有钱好办事。那么，钱从何来?靠公共财政一条腿走路，当然走不稳、走不好，社会不缺钱，只要善于盘活，弃婴救助应该不成问题。一是各类慈善基金有大量结余，仅广东红十字会的结余资金就超过8800万元，正在研究怎么花。加上省市各级、各类慈善组织，库存更大。二是福利彩票，过去的一年，整体经济不振，而广东福利彩票全年销售额达到189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55.8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体量巨大，潜力巨大。

　　那边厢，一些善款处于“沉睡”状态，有的沉睡经年，有钱不知怎么花;这边厢，一些亟须社会救助的人嗷嗷待哺，申领无门。倘若对接渠道畅通，保障有力，弃婴问题就没那么复杂。非但儿童福利院不怕没米下锅，那些身陷困境、意欲弃婴的父母，如能获得及时的、有力的社会救助，他们也可能打消遗弃亲生骨肉的念头。

　　至于属地问题，则需要更高层次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出现外地父母“慕名”前来弃婴，是一个始料不及的现象，对属地管理的救助模式也是一个挑战。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地方政府承担了与财权不相当的事权，基本的公共服务已经让许多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如果非户籍人口也来蹭公共服务，让地方情何以堪。财政转移支付如能更给力，问题就好办多了，譬如抚养一个弃婴上级财政拨多少钱，地方的表情也就没那么痛苦。

　　对于弃婴，还有一个关联因素不能不提：婚检与孕检。按市社会福利院统计，“婴儿安全岛”开放十天内接收的33名弃婴全部身患重病。如果有严格的婚检、孕检，许多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此外，坐实大病医保，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缓解病儿家长的负担与焦虑，降低他们将病儿遗弃的可能。多管齐下，才能有效化解弃婴这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