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曝光一张“捡到”的出国行程单，上面显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参加了该单位2011年年底组织的一次出国考察，还带上了妻子窦某。在这次“考察”中，10天行程仅3天有公务活动、总共只有10个小时，其他时间则全是在巴西和阿根廷各地“参观游览”。虽然袁振国对网友曝光不予回应，但记者调查证实：2011年年底，袁振国的确曾带队赴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代表团名单与网上曝光的航班信息上的英文全拼相似。(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9版)

　　在曝光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务考察”上面，虽然有太多的事例可以证明，“网友曝”通常都很靠谱，但袁振国带队的出国考察是否确如爆料所说“10天考察主要是旅游”，还需纪检监察乃至司法部门尽快介入调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期待调查和追责之外，我其实对“主要是旅游”的公务考察如何出笼更感兴趣。过往的事例告诉我们，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务考察”屡见不鲜，公务考察正成为公款旅游的最佳隐身衣。个案监督的意义在于促进机制的完善，虽然一些公款旅游的责任人在曝光后受到了处罚，但制度上杜绝公款旅游的改进却极少看到，篱笆扎得不紧，挂羊头卖狗肉的空间就还在，这也是各种名目公款旅游层出不穷的根源。

　　公务考察之所以屡屡成为公款旅游的隐身衣，在于公务考察本身的信息不够详细和透明。要么是公务考察本身就不让民众知情，要么就是好不容易公示了，却也只是提及目的地、组成人员、时间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信息，在目的地的考察过程，更往往是用笼统的“公务活动”来代替。这种做法，不仅让人无从得知公务考察的详情，也让人无法判断考察的必要性，当然，也就很自然地留下了公款旅游的空间——伪装成公务考察的便利，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是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杜绝借考察之名的公款旅游，公务考察的信息就必须全透明，不仅在考察之前要详细公示考察的目的、必要性、预算费用、每天的公务活动是什么，更要在考察结束之后晒出详细的“账单”。哪一天参加了什么考察、时间多长、费用多少、目的地陪同人员是谁，这些都必须清清楚楚地列出来，便于民众查证和监督。

　　没有详细且可追溯的的信息公开，公务考察就极易沦为公款旅游的隐身衣。如果只满足于“网友曝”后的个案纠偏，没有扎扎实实的制度改进，那么，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务考察”，恐怕还会不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