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德国不神秘

　　这十本书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两本(梅林与马克斯.比尔)成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梅林的书写于大战之前，马克斯.比尔的书写于大战之后。两本书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涉及列宁，显然前者完全没有谈到列宁与十月革命，后者则因作者已参与第三国际的工作，宣传的已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了。

　　这两本书实际上还牵涉到另外三个人。梅林的书是献给克拉拉.蔡特金的，其中关于“《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第十二章第三节又是请罗莎.卢森堡撰写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四位领袖中间他们已占了三位。因此，梅林的观点也许可以看成当时德国共产党人上层的观点了。马克斯.比尔的书的附录中还刊载了一位与马克思从小就认识的老鞋匠汉斯.弗里切的回忆文章。因此，与其他传记作者相比较，由于他们都是德国人，所以应该是对于马克思最为熟悉、感觉最为真实、认识最为深刻的一群人。其中梅林更是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声明：

　　“我的赞美，正和我的批评一样，——在一本好的传记中，这两者需要有同等分量——是针对着一位伟大人物而言的，这个人在讲到他自己时常常喜欢说：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把马克思的伟大形象不加修饰地重新塑造出来——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梅林特别强调赞美与批评“需要有同等分量”，并且要“把马克思的伟大形象不加修饰地重新塑造出来”。因此，这两本书给我们提供了那一时期德国国内的人们对于马克思的真实看法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同时也提供了宝贵的德国工人运动实况与马克思真实状况的描述。

　　其实，马克思对于西欧与中欧(德国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正如英国著名记者弗朗西斯.惠恩在他的《马克思<资本论>传》中所说的：

　　“甚至连马克思这样擅长讽刺的行家，若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肯定也会不得不发笑了(或者最起码会苦笑)：一个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获得什么荣耀的先知，就更别提在他所寄居的英国了，因他的启示而爆发的那场剧烈的社会变革，还是出现在他根本就没预料到的地方——俄国——一个在其《资本论》中几乎没有提到的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与梅林这一代人之间毕竟存在着角色、地域、时间与世代四个方面的差异。在角色方面存在“思想家”与“政治家”之别，有“理想”与“现实”之差异;在地域方面存在“流亡海外”与“留守国内”之别，前者对于国内的情况并不熟悉、并不了解;在时间方面则存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差，即存在 “理论预言”与 “实践检验”之差异;而在世代方面他们又分别面对的是“落后且四分五裂的德国”与“强大统一的德国”，社会现实已经完全改观。他们两代人之间对于问题会有绝然不同的看法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国内的情况不熟悉

　　马克思与恩格斯长期流亡英国，德国国内的情况只能通过报刊和书信往来来了解。正如梅林所说是严重脱节的，梅林在书中如是说：

　　“1848年以前，德国资产阶级的理想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而在1848年以后，它却选择了英国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似乎是和谐一致的。”

　　“(在1854年克里木战争时期)在对德国的态度上，马克思离开《新莱茵报》的传统最远。他不仅不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德国上面，而且几乎把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政治视野之外。德国在当时的欧洲政治生活中确实只起着极其微弱的和不显著的作用。它仿佛就是俄国的一个省。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马克思何以对它抱有这样的态度。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不利的一个事实却是：他同恩格斯一样，已经有好几年同德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失去了联系。他们两个对于普鲁士国家一向是抱着蔑视的态度的，而在曼托伊费尔-威斯特华伦当政时期，这种蔑视态度更加深到如此地步，以致同他们对现实形势的洞察极不协调。”

　　“在1866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同德国事物发生实际的接触。尽管在革命年代里他们已经取得了经验，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军事革命，是可能的。他们过高估计了德国资产阶级，同样地，他们对大普鲁士政策却估计不足。他们不能忘却自己青年时代的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莱茵故乡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先进文化，从而瞧不起旧普鲁士的世袭领地的地区。… 他们倾向于把俾斯麦看成只是‘俄国的一个工具的工具’。”

　　“拉萨尔更接近德国的现实情况，因而也就能对它作出更正确的判断。他的出发点正是这样一点：‘即使等上多少世纪，甚至等上地质学上的多少世纪’，进步资产阶级的庸俗运动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可能，则按照拉萨尔的预计，德国全国的统一这时一般来说既然还是可能的，那末这种统一就要通过王朝变革来实现了;而按照他的意见，新的工人政党应当在这一变革中起开路先锋的作用。”

　　“施韦泽毕竟有一点胜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是他确切地了解普鲁士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透过有色眼镜来看这个现实，而李卜克内西又不能胜任他理应担任起来的报道者和传达者的角色。”

　　“李卜克内西回到德国的时候，仍然是一个1848年式的老牌革命家，是《新莱茵报》所理解的那样的革命家。… 李卜克内西在长年亡命生活中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到处探寻革命运动的萌芽，用来判明国际政治大局。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鄙弃易北河东岸一切事物的莱茵省人，对于普鲁士国家是极其轻视的;南德人李卜克内西对普鲁士的态度尤其如此，因为他在革命年代只在巴登和瑞士境内工作过，而这两个地方正是外省政治的策源地。在他眼里，普鲁士仍然是三月革命前沙皇的附庸，它全靠卑劣的收买手段来抵抗历史的进步。他认为，只有先清除了普鲁士，在德国才能谈得到阶级斗争。李卜克内西没有认识到，50年代的经济发展也改变了普鲁士国家;它已具备条件，足以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一事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因此，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不可能长期保持意见的一致。”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