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胜利：民主已经成为阶级暴力引发的混乱，它使文化颓废，使道德堕落。其中说到：

　　民主派对自制加以轻蔑，认为这是一种怯懦……傲慢，被他们称为有教养;无政府状态，被他们称为自由;浪费，被他们称为慷慨;厚颜无耻，被他们称为有胆有识……父亲要降低到和儿子相等的地位并且怕他们，而儿子和他们的父亲平起平坐，丝毫也不害怕他们的父母……老师害怕他们的学生，还要哄着他们，学生轻视他们的师长……老年人不喜欢被看成是古板和霸道，因此他们模仿年轻人……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是，男女之间也有着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民众对权威已经很不耐 烦了，只要稍加约束就会大发雷霆……他们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感到不能忍受，长期地漫无法纪……由这种情况产生的僭主制是合理的和辉煌的……任何事物极端地扩大，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民主慢慢地变为独裁，最恶劣的僭主制和奴隶制是在绝对自由政体下产生的。

　　在柏拉图去世的时候(公元前 347年)，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已经开始被历史所证实。雅典人重新获得了财富，但这个时候的财富乃是商业资财，而不再是土地，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爬到了重新积累的财富的顶端。这个变化使得人们对金钱产生了狂热的追求，希腊人称之为“拜金狂”(pleonexia)—胃口愈来愈大。“暴发户”(neoplutoi)建造了华而不实的豪宅，他们的妻子用名贵的礼服和珠宝装饰起来，成打的用人服侍着她们，她们用宴会款待客人，与之争奇斗艳，彼此攀比。贫富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雅典被分化成“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 是富人的城邦，此城邦与彼城邦之间互相对立着”。穷人计划通过立法、税收和改革的方式，来掠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也组织在一起共同对抗穷人。亚里士多德说，一些寡头派组织的成员竟然庄严宣誓：“我将是人民(即平民 )的敌人，我将在公民大会中对他们干尽所有的坏事。” [2]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则在公元前 366年说：“有钱人真不合群，那些有钱人宁愿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海里，也不愿意拿出来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同时，那些穷人又觉得抢走富人的财产比发现一个宝藏还要开心。”[3]较为贫穷的公民如果获得了公民大会的控制权，就会投票把富人的财产放进国库，然后由政府性的事业或政府补贴的方式，重新分配给人民。政治家们则发挥他们的才智，为财政开辟新的来源。一些城邦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分散财富：米蒂利尼(Mytilene)的债务人把他们的债权人进行集体屠杀。阿哥斯(Argos)的民主派攻击富人，并杀死了数百人，没收他们的财产。相互敌对的希腊城邦的有钱家族秘密联盟，相互帮助，以抵制民众的暴动。中产阶级和富人一样，也不信任民主，认为那是让妒忌者掌权。穷人同样不信任民主，认为财富上的不平等让虚假平等的投票毫无意义。

　　希腊的阶级斗争越演越烈，最终当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of Macedon) 在公元前338年发动袭击时，希腊内部和外部都呈现出分裂的状态。许多有钱的希腊人欢迎菲利普二世的到来，认为这要好过一切革命。雅典民主政治在马其顿人的独裁下，消失了。

　　柏拉图把政治演进归纳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相继出现的过程，这在罗马历史中我们找到了又一个例证。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政治寡头制定了一个外交政策，训练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并征讨和开拓了地中海世界。通过战争得到的财富，都被贵族们收入囊中，商业贸易的发展，又使得中产阶级变成了富豪。被征服的希腊人、东方人和非洲人，被带到大庄园做奴隶。当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无处安歇，沦为城市的无产阶级，只好接受小格拉古(CaiusGracchus)在公元前 123年开始按月向穷人发放的救济粮。将军和总督从各省归来，为自己和统治阶级运回掠夺来的战利品;百万富翁成倍增加;流动的金钱代替土地成为政治权力的资源或工具;敌对派系为了竞争，大规模地收买候选人和选票。在公元前 53年，有一个投票团体因支持某候选人而得到了 1000万塞思特斯(Sesterces，古代罗马的货币名，译者注)。 [1]当金钱不起作用时，谋杀就出现了：有时候投错票的公民们被打到半死，他们的房子也会被人放火烧掉。古代人从未见过如此富强而又如此腐败不堪的政府。 [2]贵族们忙于利用庞培来保持他们的优势权益。平民们和恺撒同甘共苦。战场的判决取代了胜利的拍卖。恺撒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得到民众拥戴的专制。贵族们杀死了恺撒，但最终接受了他的侄孙和继子奥古斯都(Augustus)的独裁(公元前 27年)。民主政治结束了，君主政体复活了，柏拉图的轮子，转了整整一圈。

　　我们也许能够从这些经典的例子中看出，古代民主被奴隶制、贿赂和战争所玷污，根本配不上“民主”这个名称，也没有为平民政府提供一个公共的标准。美国的民主政治则有着更深厚的根基，它开始时是受益于英国留给它的遗产：自《大宪章》以降，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就一直保护了公民不受国家的侵犯;新教徒则开拓了宗教和精神自由。美国革命不仅仅是殖民地居民对抗遥远政府的反叛，同时也是土著中产阶级对抗外来贵族的起义。因为有大量的无主土地，法律条文又极其少见，起义变得轻而易举。人们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在自然的限制内控制着自己的生存处境，政治自由有其经济上的基础;他们的人格和个性都扎根于土地。就是这些人使杰斐逊当上了总统——他既是伏尔泰那样的怀疑论者，也是像卢梭那样的革命论者。一个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于释放个人主义的能量，这些能量把美国从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物质富裕的理想国，从西欧的一个孩子和被监护者，变成了他们的对手和保护人。农村的孤立促进了个人自由，两面环海的保护，使得国家的孤立促进了自由和安全。这些及其他上百种因素，才使得美国拥有了一个更基本的也更普世的民主政治，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些形式上的条件，很多已经消失了。个人的孤立已经随着城市的成长而消失了。工人需要依赖于不属于自己的工具和资本，以及那些非他们所能掌控的条件，个体的独立性也消失了。战争的花费越来越大，个人无法了解战争的原因，也无从逃避战争的影响。自由无主的土地正在消失，虽然家庭所有制还在扩展—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数量。从前那些可以打理自己的小店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大分销商的劳工，这可能反映着马克思所抱怨的现象，一切事物都被套上了锁链。经济的自由，即使是在中产阶级中，也越来越稀少，使政治自由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话，这并不是因为(像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所认为的那样)富人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由于人性。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每一种进步，都是对才能优异者的额外奖赏，从而也会加剧财富、责任和政治权力的集中。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