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在不断地经历着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但从人类文明史演进的历史长河来看，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是较为肯定和明显的(第十三章)。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文明的许多层面，可能都进展缓慢、甚至看不出变化，例如人性、人类幸福，但人类文明进步的总体趋势是令人乐观的。为了解释这一文明进步趋势，杜兰特夫妇还给“进步”下了一个狭义的定义，即：人类增加了对生活环境的控制(第173页)。人类之所以能在生活环境控制方面有明显的提升，其手段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世俗制度(第77页)，二是科学技术(第168页)。在人类文明史上，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人类的世俗制度文明取得了日益丰富的成就，其中的杰出者即法律(或法治)、教育(第77页)和民主制度(第122-136页)。人类的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进步相互结合，使人类对生活环境的控制程度即文明进步程度得以提升。

　　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启示和教益

　　腐败现象在人类社会上已经存在了很长的历史。腐败虽然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但深层的原因却主要是根植于人性，更具体地说，是人性中的消极层面，特别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欲望、好色、妒忌、攀比等等。人性变化极其缓慢的特点可能就是导致腐败现象十分顽固，人类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彻底铲除的主要原因。考察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腐败、贪污、贿赂总是延绵不绝。与腐败现象关系密切的社会风气(杜兰特夫妇使用“风尚”一次，见第169页)也是时好时坏，并未显示出向好的趋势。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具有长期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王岐山书记强调应重视从人类文明史视角来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不能犯急性病(在2014年12月26日专家座谈会上讲话的一个要点)等，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正像杜兰特夫妇历经广阔时空和多学科考察后，认为人类文明，特别是在工业文明以后呈现出明显进步的趋势那样，人类在反腐败上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套用杜兰特夫妇给文明进步所下的定义，可以给人类的反腐败进展下一个定义，即：增加了对腐败的控制，或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个进步在工业文明之后，尤其肯定和显著。考察当今世界，尽管总数仍然偏少，但是的确有少数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香港)在防控腐败上，取得了质的进步，甚至可以称得上取得了反腐败的成功。亚洲的两个样板，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例子。在工业文明之前，这些成就是难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坚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只要政治决心足够，战略、策略、对策合理有效，我们也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质的进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政政治”的宏伟目标。何以能够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进步?主要还是依靠“世俗制度”，通过实质性地推进法治和民主，改进教育工作，以及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微观制度建设上做出努力，我们也可以肯定地实现“不敢腐”和“不能腐”。那样，我们也就成功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反腐败和作风建设的“长期性”、“永远在路上”，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矛盾。仍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它们在3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不敢腐”和“不能腐”，但迄今为止，都毫无例外地保留了各自的高度专业的反腐败机构和队伍，每年仍都拨付可观的预算用以支持反腐败机构防控腐败的工作。即使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取得它们30年前就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绝对不能有短期行为的想法，而必须坚持长期性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因为强调“长期性”和“永远在路上”，就不去在短期内努力追求质的进步。我们理应以更高的效率、更小的社会代价实现这样的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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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历史

　　按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描绘，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个体、群体、阶级及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开展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所以，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计划生育、社会主义，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松弛，使文学从依赖于贵族的赞助中解放出来，小说的体裁也由浪漫主义改变为现实主义—以及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解读历史。在这些运动中，那些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是希腊人要寻求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控制，可能到今天我们都不会知道阿伽门农(Agamemnon)、阿喀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耳(Hector)是何许人。吸引千艘船汇集到伊利昂(Ilium，特洛伊的拉丁名，译者注)的，是经济上的野心，而不是“比夜晚天空中闪烁的万千颗繁星还要璀璨”的海伦的俏丽脸庞。这些狡黠的希腊人知道如何用诗意的遮羞布来掩盖赤裸裸的经济真相。

　　毫无疑问，经济的解释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钱建成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女王(Cleopatra)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和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就像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一样，都是西方世界企图获得前往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美第奇(Medici)家 族的银行出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纽伦堡的贸易和工业造就了丢勒(Dürer)。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卓越的讽刺散文和卢梭伤感的浪漫小说，而是因为中产阶级已经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治权力。

　　马克思并没有声称，个人总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他更不认为，是物欲导致了阿贝拉尔(Abelard)的恋情、释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济慈(Keats)的诗文。但是，他可能也低估了群众运动中非经济诱因所起的作用，比如：由于宗教的狂热，产生了激进的穆斯林和西班牙军队;由于民族的情绪，出现了希特勒的军队和日本神风敢死队;由于暴民的自取灭亡，造成了 1780年 6月2日到 6月 8日伦敦的高登(Gordon)暴动，以及 1792年 9月 2日到 9月 7日巴黎的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动机(通常是隐蔽的)可能是经济的，但是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群众的情绪。在许多实例中，更明显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活动，就像 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或者在南美洲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谁能够宣称，摩尔人征服西班牙人、蒙古人征服西亚和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都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的控制权。武将可以用军事的方式阐述历史。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