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承认这些说法，我们就可以从过去的经济分析中获得无尽的教诲。我们观察到：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拥有。今天，小农场无法使用最好的设备来实现盈利，迫使农业活动再次走向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有权下的规模化生产。有人曾经说：“文明是人和锄头上的寄生虫。”但是到了现在，“人”和“锄头”都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一只在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方向盘上的“手”。农业成为了一个产业，不久农民就必须在成为资本家的雇工抑或是国家的员工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历史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以及贸易的趋势，引导资金的流动，使我们的钱发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们控制贷款、利润和企业，他们进行风险最大又收益最大的活动。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Fuggers)、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childs)到纽约的摩根家族(Morgans)，这些银行家们都稳稳地坐在政府的议事厅里，为战争和教皇出钱，偶尔还会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钱是聪明人应当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样东西。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体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利润动机，以此来唤起个人和团体的 生产积极性。像奴隶制、警察监管或者是狂热的意识形态，都证明生产率太低，花费太高，或太短暂。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 —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一样，这些能力多数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财富的集中，是这种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有规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视道德和法律允许的经济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延缓集中的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准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会加速集中。美国人在 1776年前是相对平等的，现在已经被成千上万种生理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差异所击垮，以致于现在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的贫富差距，比自罗马帝国财阀时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公元前 594年的雅典，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说法：“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这座城市似乎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将它从骚乱中解放出来……似乎可行的方法，只有动用专制的权力。”这些穷人发现自己的处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掌控在他们主人的手中，贪赃枉法的法院做出的每一项判决，都对穷人不利—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暴力反抗。而富人呢，又对向他们财产提出挑战的行为勃然大怒，也准备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理智占了上风，温和的势力确保了梭伦(Solon)，一个出身贵族的商人，当选为最高执政官。梭伦贬值货币，从而减轻所有债务人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是债权人);他减少一切个人间的债务，并且终止因欠债而坐牢的处罚;他取消了拖欠的税款和贷款利息;他创立了一种累进所得税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穷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税钱;他在更多的民意基础上改组了法庭;安置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后人，由政府承担他们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富人抗议说，梭伦的措施就是赤裸裸的非法没收;激进分子则抱怨说，梭伦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人们几乎都一致同意，梭伦的改革将雅典从革命中拯救了出来。

　　罗马元老院因其智慧而闻名，但在意大利的财富逐渐集中到临近爆炸点的时候，它采取了不妥协态度，结果引发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贫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提比略 ·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本身是一个贵族，却被选为代表平民的保民官，于是提出限制所有权的议案：每人所拥有的土地不能超过 333英亩(1英亩约相当于 4047平方米，译者注)，剩余土地分配给首都躁动不安的无产者。元老院拒绝了他的提案，认为这样做等于没收。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吁平民，告诉他们：“你们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就是把财富和奢侈品拱手让给别人去享受;你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他违反罗马的法律，竞选连任保民官，但在一个选举日的暴乱中，他被杀害了(公元前 133年)。他的弟弟盖约(Caius)继承他的事业，但并未能阻止暴力事件复发，下令让他的仆人杀死他。仆人服从命令将他杀死(公元前 121年)，然后也自杀身亡。盖约的三千追随者，全部被元老院下令处死。马略(Marius)成了平民们的领袖，当运动几乎要演变成革命时，他却退却了。喀提林(Catiline)组织了一支由“可怜的穷人”组成的革命军队，意图取消所有的债务。但他在西塞罗(Cicero)激昂的滔滔辩才面前无地自容，并在对政府的战役中死亡(公元前 62年)。尤利乌斯·恺撒试图妥协和解，但经过五年的内战，也被贵族所翦除(公元前44年)。马克·安东尼失之于把支持恺撒的政治与个人野心和恋情搅在了一起;屋大维在亚克兴海角(Actium，希腊半岛西岸，译者注)击败了他，并确立了“元首政治”，在帝国疆域内的各国之间、各阶级之间维持了 21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

　　在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崩溃之后(476年)，历经数百年的贫穷，又重新缓慢地走上财富的重新积累和集中的道路，其中一部分集中于天主教教会的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要通过减少德国和英国对罗马教会的支付，以及让世俗势力分享天主教教会的财产和收入，来做一次新的财富再分配。法国大革命是企图用暴力手段，在乡村实行农民暴动，在城市实行大屠杀，来重新分配财富，但主要的结局却是将财产和特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美国政府在 1933年到1952年间，以及 1960年到 1965年间，追随梭伦的和平方法，完成了一次温和的、稳妥的再分配;可能是这些政策的制订者中，曾有人研究过历史吧!美国的上层阶级曾经诅咒过财富集中，遵从过财富集中，当然现在也在恢复财富集中。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