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君主制取得了中等的成绩。这个制度因为继承而引发的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和它的连续性和“正统性”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当这个制度采取了世袭制时，所带来的愚昧、奢侈、裙带关系、不负责任和奢靡之风，可能要比高贵气质和政治家风范为多。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译者注)经常被视为现代君主的典范，但法国人民却因他的死亡而欢喜雀跃。现代国家的复杂性，让任何想控制它的单一头脑都归于失败。

　　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是不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是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大多数能力存在于人类的少数之中，则少数人统治，就会像财富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人所能做到的，顶多是定期把一个少数赶下台，再让另一个少数上去。主张贵族政治的人认为，与依靠金钱、神学或暴力掌权相比，靠出身而当政是最明智的选择。贵族政治使一小部分人从勾心斗角而又让人精疲力竭的经济竞争中解脱出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通过榜样、环境、下层官职培养他们，使其能够胜任政府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特殊的准备，它不是普通家庭或一般背景可以提供的。贵族制度不仅是治国理政技能的摇篮，也是教养、礼仪、规范、品味的储藏和传播工具。看一看法国革命之后，道德、礼仪、风格和艺术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吧。

　　贵族鼓励、支持并且控制艺术，但是他们很少能够创造艺术。贵族们蔑视艺术家，把艺术家视为匠人。他们喜欢生活的艺术，而不是艺术化的生活，从未想过屈尊受尽千辛万苦，而这通常是天才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也很少进行文学创作，因为他们认为为出版而写作是出风头和推销自己的表现。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是，现代的贵族中产生了无所用心而又浅薄的享乐主义，他们一生都是假期，将特权地位享受到极致，常常不拿责任当回事。一些贵族政体便是由此而没落的。从路易十四说出“朕即国家”，到路易十五声称“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也不过区区三代人的时间(约 90年，译者注)。

　　因此，当贵族们专权垄断、自私短视剥削压迫人民的时候，当贵族们盲目地迷恋祖宗之法，使得国家发展迟缓的时候，当贵族们把人力和资源消耗在争夺王位和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一类王侯将相间的游戏中时，贵族制的优点也不能挽救它。后来，受排斥的人民在激烈的反抗斗争中团结了起来。新的富人阶级与穷人联合起来对抗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的贵族，断头台上砍下了数千贵族的头颅。于是，民主政治开始取代了这种人类历史上的恶政。

　　历史会替革命辩护吗?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路德(Luther)勇敢地与天主教教会决裂，而伊拉斯谟(Erasmus)则希望有耐心的和有秩序的改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支持法国大革命，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则要捍卫“成规”和连续性，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有些时候，就像 1917年的俄国，顽固腐朽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去瓦解。但大部分时候，由革命所达到的效果，很明显不通过革命而通过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也能实现。在英语世界，美国没有经历任何革命也变成了一支主导的力量。法国大革命使控制着财力的商人阶级变成统治势力，取代了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19世纪的英国，却没有经历过流血牺牲，甚至都没有打扰到民众的日常安宁。与过去断然决裂，会导致狂热的行为，接踵而至的可能是突然的横祸和毁灭。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 其传统的延续。在任何情况下，链条一断，就会招致疯狂的反应，就像 1792年 9月的巴黎大屠杀一样。

　　由于财富是一种生产和交换的秩序和过程，而不是囤积(大多数都无法长期保存的)货物;是一种个人或机构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按照民主一词的严格定义，它只存在于现代，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存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在美国，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开始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执政时期，而 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权开始于我们的青年时代。在古代阿提卡，31.5万人口中，有 11.5万是奴隶，只有 4.3万是享有投票权的公民。妇女和绝大部分工人、店员和商人，以及所有的外国人，都没有公民投票权。这些少数公民又分为两派：寡头派 —他们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和民主派 —包括小地主和小商人，以及已经降为从事体力劳动但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在伯里克利主政时期(Pericles，公元前 460-公元前 430年)，贵族占了上风，雅典在文学、戏剧和艺术方面达到了顶峰。伯里克利去世后，贵族因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 431年-公元前 402年)的失败而名誉扫地。民众，或者说是下等公民，开始掌握政权，他们颇受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 (Plato)的鄙夷。从梭伦(Solon)开始，直到罗马征服希腊(公元前 146年)，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一直冲突不断，采用的手段包括书籍、戏剧、演说、投票、陶片放逐法、暗杀和内战。在公元前427年的柯西拉岛[Corcyra，现名科孚岛(Corfu)]，执政的寡头派暗杀了 60多名民主派的头目。此后，民主派又推翻了寡头派。在一个类似公安委员会的审判中，50名寡头派被处死，后来又有上百名寡头派饿死在监狱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描述，让我们想起了1792年到 1793年的巴黎。他说：

　　在整整七天的时间里，柯西拉人都在屠杀那些本是他们的同胞，现在却被他们视为敌人的公民……死神到处肆虐，正像这种时候通常都会发生的事情，暴力无孔不入。儿子被父亲杀死，祈祷者从祭坛上被拖走或在祭坛上被砍杀……革命从一个城市传到另外一个城市，后发生革命的地方，在听说了之前发生的事情之后，便会以更极端的方式……施以更残忍的报复……柯西拉人成了这些罪行第一个例子……被统治者开始报仇雪恨(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平等的待遇，得到的只有来自统治者的暴力)……他们被激情所驱动，变得极端残酷无情……同时，处在(好战的)双方之间的温和派日益势单力薄……整个希腊变得动荡不安。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