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新中国成立75年来，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重要力量的国有经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三次转型，大体上经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三大时期。在实践中，形成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石作用、现代化发展主线、国企民企相辅相成、放管结合、投资牵动等基本规律与经验启示。党的二十大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们以往改革规律与经验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设定的方向、基本原则与路径，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标准、新的理念与新的要求。

　　笔者的研究基于三个基点，一是以国企改革为主线，二是对国有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10个阶段，三是对今后5年乃至10年国资国企改革的前景展望，是基于党的二十大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对此进行分析，做出明确的回答。
 

　　中国国有经济转型时期与阶段的划分
 

　　我们着眼于75年这个历史时间段，也就是1949年到2024年。我们以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经济状况为起点。1949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过所谓预言。他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段话正显示出新中国的经济状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66.1元。经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发展，到了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26万亿元，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9358元。GDP占世界总量由二十二分之一增加到六分之一，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75年来，中国国有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前29年是计划经济时期，后46年分为两个时期，即市场经济时期与中国式现代化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又分为建立、运行、徘徊、挫折四个阶段；市场经济时期又分为过渡、建立、完善与全面磨合深化四个阶段；而中国式现代化分为过渡与开始阶段。除开始推行计划经济的模式仅用5年时间，其余大体上每10年为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起伏变化，每两三年会提出新的经济发展主题。当然，每个时期与阶段不是明显分开的，有一个过渡与创新的过程。
 

　　第一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这是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经济阶段（1949年10月到1953年10月）。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公营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时没收官僚资本和接管一部分外国在华资产。维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好转，工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但是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

　　第二阶段，计划经济体制的快速建立阶段（1953年10月到1956年12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战后凌乱的废墟上逐渐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53年到1956年，公私合营工业的逐步成长，“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第三阶段，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进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徘徊期（1957年到1965年）。党的八大前后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探索，然而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使经济衰退并跌入低谷，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仅4.5%。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实行“赶超政策”，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多、快、好、省”“一大二公”，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1960-1962年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为负，其中1962年为-29.7%，是衰退最严重的一年。于是，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关闭部分企业，调整后期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管理上，学习和借鉴了所谓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生产导向型管理。虽然有《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解决依靠谁办企业、如何办企业的大问题，但由于极左思潮的上升，探索多是昙花一现，经济上则呈现大上大下状态。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动乱冲击，计划经济体制徘徊期（1966年到1977年）。政治造成经济“两起三落”局面。“文革”中工业战线的层层夺权，国营企业停工停产，经济急剧恶化，1967-1968年经济出现倒退。当时国营企业经济管理体制僵化更为严重，突出表现为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束缚，造成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1975年的整顿，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后夭折，经济再次陷入低谷。不过，出于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以“三线”为重点的西部建设得到加强，国防企业、地方企业的崛起，特别是石油能源工业的支撑，经济能够保持缓慢增长。“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稳定。
 

　　第二个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从1979年到2012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也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1978年12月到1992年10月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一阶段分为两个时间段，1984年10月前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在农村，而城市的改革主要进行了企业改革试点，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1984年10月后的八年是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与企业。这阶段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开展了以搞活国有企业、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宏观间接管理体制，相应推进了价格、流通、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设立了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这是一个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化的阶段，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探索阶段基本完成。

　　第二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11月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新体制基本框架的构建阶段。随之，国企改革很快进入了第二阶段，重点是产权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归纳起来有三个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产权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国有企业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提出对国企改革采取“抓大放小”的方针，涉及到产权改革。针对国有中小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当然，在“放小”的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在当时引起很多争议。接踵而来的是“三年脱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已十分困难的国企亏损问题更加突出。“抓大放小”成为基本思路，当时国家扶持的主要是大企业，全国大概有几十万家小企业，走的是产权制度改革和身份置换的路子。

　　第三阶段，国资监管体制建立、经济新体制完善与国有经济快速发展时期（2003年11月至2012年10月）。国家计划管理总体上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的转变，构建了新型宏观调控体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新经济体制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民生问题、社会公平等问题的适应和相互推动。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央企业随之诞生，《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确立了“三分开、三统一、三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明确由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能。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因为国资委的出现只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增加了一层代理人。同时，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力度是很难把握的。如果管得松，企业可能会出现利益输送、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如果管得严，企业又会缺乏经营活力，导致国资委履行所有者监管责任困难加大。这一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后国有企业全球化步伐加快，加上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中国国有经济进入高速稳健发展时期，推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促使中国经济超过法英德日，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第三个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的市场经济阶段。从党的十八大到现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企改革向市场经济方向的全面与深化时期（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党的二十大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的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和外延性显著增强，形成了国有企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现实基础。国有企业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广度、高度和深度等多维视角取得了重要成就。2013年以后，国企改革发展明显步入了新阶段，两个标志是市场化深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6次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专注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方面的改革，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涉及的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从现实情况看，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件是2015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后来出台了诸多配套细则，即所谓的“1+N”，整个政策体系开始完善。这一阶段的改革关键词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市场化经营机制、长期激励机制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同时突出地强调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同期，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后采取投资刺激的方法，带来新的通胀，出现“三期叠加”现象，承认经济进入新常态。国有经济连续48个月下行，产能严重过剩，2015年底被迫采取供给结构调整，扭转经济下行局面。新体制磨合期不是要改变和放弃新体制的某些内容，而是要巩固和完善新体制，做好顶层设计与新体制框架的大规模建立。

　　第二阶段，受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国企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进入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为重点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2022年党的二十大后）。党的二十大确立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新经济体制与国内的社会公平等问题、与国际的贸易与体制摩擦，相互适应和相互推动，成为新体制磨合期的热点问题。2020年7月，提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格局，表明经济发展与国企改革转向的开始。而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核心竞争力与核心功能为重点，后来核心功能排在核心竞争力前面，使得这场功能性为主的改革目标更为明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已经明确，就是着眼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际上，国企改革跳出了单纯着眼于激发内在活力为主的思维，走出国际国内相联系、企业内外相照应的新的历史阶段。

　　对于国资国企改革的第三个时期的划分，与国资国企改革的巨大成就是有关系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有力破除，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从2012年的71.4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317.1万亿元，利润总额从2012年的2.0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4.5万亿元，规模实力和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中国国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与经验启示
 

　　中国国有经济走过75年的道路，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不断改革，不断创新，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中国国有经济的显著特色。75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国有经济发展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十四次“五年规划”，都是党中央领导经济的主要抓手，这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7次三中全会和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政策与发展战略，都是国企发展的纲领与准绳。中国共产党人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国有经济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面临苏联与外部影响，我们党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企党建会的讲话强调“两个一以贯之”的原则，重申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国有企业的“根”与“魂”。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各方面全过程，推动企业党的建设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切实发挥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保障作用。
 

　　启示之二：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基石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是以国有经济为支撑起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规模巨大的国有经济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的性质。从实践来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而不是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没了，搞丢了。从理论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捍卫和开拓创新，都与中国国有经济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阶段划分的基调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9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包括计划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45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多，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解决中国国有经济发展道路、基本经济理论、经济体制、经济分配与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启示之三：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化是中国国有经济发展的主线。75年来，工业化进程、市场化改革、信息化社会、经济全球化诸因素，深度影响中国国有经济工业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第一步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大干快上”，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工业建设项目，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第二步是包括工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标准化、自动化、规模化和工厂化等的联合推进，采用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模式。第三步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生产现代化，包括机械化、电气化、高技术、自动化和信息化等，也包括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企业发展等。第四步是全球化时期的工业现代化。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中国工业现代化进入全面推进时期。主要内容是工业生产现代化，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工业园区化等；工业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国际化等；工业环境现代化，包括工业绿色化、工业生态化、工业节能降耗等；工业要素现代化，包括工业劳动力素质和工人收入提高、工业政策环境、工业制度和工业观念的变化等。第五步是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以信息化、智能化竞争为主的赶超与竞争，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现代工业向智慧工业转变，包括绿色工业、生态工业、信息工业、智能工业等，工业的可持续性和工业生态环境保护受到普遍重视。第六步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标志中国式现代化对国有企业的新的方向与要求。
 

　　启示之四：中国国有经济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前行，改革开放是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强大动力。20世纪50年代由市场调节进入全面计划经济时期，随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长期处于胶着状态，改革开放后经过13年碰撞从而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是中国国有企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国有经济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国有经济围绕所有权、经营权与分配权不断推进改革。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政企职责不分，企业经营权集中在政府手里，企业没有自主权，缺乏活力。改革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把原来单一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立存在、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实行政企分开，逐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三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在经济发展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当然，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下的市场经济，那时的市场经济更多的具有资本主义特征。
 

　　启示之五：国企民企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两条腿”齐步并进，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75年来，国有经济与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演变与财富积累过程，始终相伴随。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新中国成立75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6年，正是由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前29年的主要两大教训是单一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对民营经济的歧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提出公有制经济是主体，非公有制经济起补充作用；后来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党的十六大以后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占有生产资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受到法律的保护。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启示之六：坚持唯物辩证法观点，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在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要坚持市场经济方向的过程中平衡发展。经过长期探索，我国国有经济从实际出发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道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很多矛盾常常在这种“既要”“又要”的碰撞中得到解决。
 

　　启示之七：中国国有经济在经济波动中发展，国有经济被投资的扩张和压缩牵动。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私营企业改造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国资监管体制完善、全面深化阶段和中国式现代化功能与竞争力建设的艰苦探索。这种改革与变动大体上每十年为一个阶段。而经济发展的调整则每三到五年调整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波动，75年间发生12次调整，第12个周期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造成。从12次经济波动看，投资的扩张和压缩是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原因。第二产业的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大，也就是说，波动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是4.6年，改革开放之后是6.6年，稳定性明显增强。仅1982年后的10年，国企改革为重点的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面对信贷规模的膨胀，国家实行双紧政策，经济增长率开始回落。1987-1990年是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时期，货币贬值引起社会恐慌，出现“抢购风”，于是开始了“治理整顿”，这段时期经济增长率在4%左右。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开放，经济增长率在13%以上。但是，通货膨胀率也很高，1993年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快速增长，2009年的适度从宽，2015年后的供给侧改革，到2020年后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每隔几年便会提出新的经济方法。
 

　　启示之八：国企改革与发展是作为过程存在的，有着孕育、生成、突破与发展过程，是螺旋式发展的，不是割裂的。譬如，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序幕，然而从1972至1978年这段历史中看出，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前奏已经发生，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已经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问题，提出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冶金和化工部门计划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拟建大量项目，反映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迫切要求。包括八大前后对计划经济体制探索，甚至从1960年后的《鞍钢宪法》对苏联计划集权管理的否定，也可以看出中国国营企业管理的探索。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这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突破的过程，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破的一步步实现过程。譬如，在2020年6月提出双循环新格局的目标，然而从2009年发生经济危机后的历史中看出，中国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矛盾碰撞的前奏已经发生，已经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准备了新的国际环境。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国有经济核心功能的提出不是凭空提出来的，也有孕育、生成、突破与发展的过程。
 

　　中国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前景展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外部环境不确定、难预料成为常态，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任务艰巨繁重。

　　结合新中国75年来国有经济发展的规律与经验，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把国资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是我们认识今后一段时间国资国企改革方向与任务的总依据。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改革的目标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从时间上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到2029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到2029年，国企改革的方向、目标与任务已经明确。这一时间要求涉及了“十五五”规划时期(2026-2030年),呈现多重任务叠加、时间叠加的特点，国有企业必须统筹考虑、统一设计、加快落地。
 

　　第一，国有企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建设现代化“强企”结合，在完成中国式现代化任务过程中建设现代新国企。
 

　　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们的改革目标始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企”。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坚力量，二十届三中全会后，国有企业改革需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企”为总体目标。国有企业大多处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的重要力量。要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切实把提升国有企业战略功能价值放在优先位置，聚焦国之大者、围绕国之所需，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以发展的确定性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同时把国有企业建设成功能使命新、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综合价值的的现代新国企。
 

　　第二，增强战略核心功能，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强大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统筹国有经济重大生产力布局，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统筹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加快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向，加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领域的投入布局，增加医疗卫生、健康养老、防灾减灾、应急保障等民生领域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增强重要能源资源托底作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打造国有资本投资布局、整合运作和进退流转的专业化平台，有效发挥投资公司产业投资功能和运营公司资本运作功能，促进存量资产盘活和低效无效资产处置，着力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当前，极其重要的是两个抓手，一是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客观、可量化的国有企业功能价值评价体系，根据企业不同功能作用，设置更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考核指标，推进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夯实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决策基础。二是加强与有关部门战略协同。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推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加强对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的统筹推动和督促落实，定期开展相关配套政策一致性评估，最大程度减少行政干预，确保形成工作合力。
 

　　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相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科技创新能力。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先应是经济强国，需强大且先进的生产力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取得突破，推动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国有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和主力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必须有更加开放的思维观念，敢于打破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与时俱进，以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构建支持国有企业全面创新的有效机制。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企业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提升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应用基础研究，打造创新联合体升级版，支持国有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推动国企内部大市场成为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加速器、放大器，完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发挥市场对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让多条技术路线竞争成长。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建立鼓励全员创新创造的制度机制。其次，构建推动国有企业产业升级的有效机制。健全支持引导国有企业开展技术改造的工作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升级，增加高端产品供给，实施“AI+”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标杆，全方位全过程发展绿色生产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加大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战略必争领域投入，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工装备、电力装备等优势领域集群式发展，支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再次，要构建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加快集聚的有效机制。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更加突出各类激励政策的创新创造导向，做实做细合规免责机制，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推动国有企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组织形态变革，大力去行政化、机关化，探索扁平化管理、平台化运作等模式，提升对市场环境变化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敏锐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促进人才、技术、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第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内生动力。
 

　　在国家层面，完善基本制度。新的改革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国有企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现代企业治理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更加意志坚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发挥国有经济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在国资层面，完善国资国企管理监督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经营性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和集中统一监管制度，深入推进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高效化监管。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尊重和维护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把该放的放到位，使国有企业充满生机活力，创新创造的潜能充分激活；坚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底线，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健全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实现国资国企治理现代化。

　　在企业层面，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抓好公司治理，健全推进国有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制度机制，在“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方面，对于党委（党组）与董事会、经理层合力发挥不够，部分企业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未有效界定，董事会和经理层职权未有效落实，导致经理层经营自主权不足等问题，要一一解决。建立与完善现代国有企业的领导制度、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经营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分配制度与员工参与制度。
 

　　第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作用、协同共生，以经济共同体形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合力。
 

　　国企改革从促进经济整体效率出发，统筹兼顾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健康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接受法律保护上更加体现出平等性。首先，国有企业愈发彰显出强大的“影响力”，利用人才、资本、技术和规模优势担任现代产业链“链长”，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经营方式上带领、扶持非国有企业向绿色、创新、开放的世界一流企业转型升级。其次，民营经济的市场化属性激发了国有经济活力，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转换内部体制机制，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强了国有企业“提质增效”的主动性。通过共同投资、交叉持股的方式协同发展，共同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筹兼顾，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国有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价值。
 

　　国有企业“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身份要求国企在改革中兼顾“盈利性”和“公共性”，首先，国有企业承担基础性产业供给，在保障国家安全、应对突发疫情、创造就业岗位、执行公共政策、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要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 ，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稳定的收入源，中央企业上交税费，上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也不断提高，抑制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性进一步增强。最后，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形成的企业文化为国家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是培养优秀人才、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摇篮。在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逐步塑造了具有高度责任感和社会认同感的“新国企”形象，与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以更透明开放、友好互动的模式开展社会责任实践，社会价值和共享价值突显。
 

　　第七，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自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全球化背景下国有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目标的重要载体，在国际技术封锁和贸易限制的巨大挑战下，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需要探索出国企参与“双循环”的新机制。国有企业国际化程度持续加深，积极进行国际化投资和经营，要在国际市场形成了一批主业突出、技术领先、管理先进、绩效卓越、声誉良好的一流国企，在带领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分工、海外市场竞争能力、全球资源配置整合水平等方面实现质的飞跃。国企改革不断延伸至全球市场，同时要拉动内需和外需向更高质量的“双循环”迈进。

　　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有企业是改革目标的率先实行者，是顶梁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我们用长期接续奋斗创造了75年的辉煌历程，也一定能用新的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开辟新局面时，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总目标，坚持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改革重点，坚持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改革主线，坚持高水平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的价值，坚持“放得活”与“管得住”的辩证统一方法，这是我们从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规律与经验。当然，每一个改革时期或者阶段形成的经验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绝对的纯而又纯的东西，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彼此对立，有时彼此相容，有时似乎重复已经走过的路，有时似乎回到从前，然而细心一想，新的东西已经出现，历史在螺旋式前进。例如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就可能包含着一些曾经用过的办法，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国企改革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只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就能加快打造创新领先、功能突出、治理高效、充满活力的现代新国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就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军中写好国资国企改革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