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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支点(13)

时间:2013-07-24 14:48来源:人民网 作者:祁斌
如果放眼全球,在从1990年到2007年的近20年中,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养老金第二支柱收益率大致都在4-12%之间,最高的是秘鲁,年均大致11%左右,美国是6%,各个国家的平均回报水平大概在5%到6%,比全球每年的经济增长率

如果放眼全球,在从1990年到2007年的近20年中,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养老金第二支柱收益率大致都在4-12%之间,最高的是秘鲁,年均大致11%左右,美国是6%,各个国家的平均回报水平大概在5%到6%,比全球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要稍微高一点。

在投资地域的偏好方面,一般来说,养老金的投资都偏好本国市场,觉得这样比较安全,这被称作“母国偏好”【注53】。但有些国家本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差,或者资本市场的规模比较小,那么它可能更多地会将资金配置到国际或国外市场上,比如智利,它通过立法,允许养老金在国际市场中的投资比重高一点,以便满足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需求。

【学习社保好榜样】过去10年中,中国的全国社保基金取得了年均近9%的回报,可以说是为未来养老金的投资做出了一个好榜样。在中国这么一个跌宕起伏的市场中,全国社保能够取得这么一个回报率,并不是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遵循了全球所有的养老金投资的基本方法,无非是四个环节:资产配置、基金经理选拔、业绩归因分析和风险管理。全国社保的成功,证明了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养老金投资管理方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在中国也是可以走得通的,对大家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未来在养老金体系建设方面,重要的是要做到三点,那就是“做得实,管得住,有回报”。第一,要能做实个人账户,补足亏空;第二,要能管得住,这就需要一个透明、有监督的养老金管理制度安排;第三,能够有回报,这就需要我们运用资本市场的各种工具进行科学投资,要根据各个支柱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不同性质的养老金做出不同的投资安排,要坚持三个原则:专业投资、分散投资、长期投资。同时,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做好顶层设计,借鉴发达国家延迟纳税、税收优惠、企业强制补充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为什么我们认为推动养老金制度改革以及强化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如此重要?因为它可以成为解决目前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一个关键的抓手。首先,我们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未能区分国家和个人的养老义务,不可持续发展,据不同的测算方法,在2050年前后,我国养老金账户面临的亏空都在几十万亿左右的水平;其次,我国正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有句话叫做未富先老,这就需要养老金制度来发挥作用,保值增值。再次,这个制度安排可以解决财富管理的问题,大家的财富需要跟经济的成长挂上钩,分享经济的成长。还有一点,刚才提到的,美国养老金体系的这些资金中,有一部分流向了VC和PE,成为过去30年美国高科技产业崛起的重要支柱。如果中国的这个制度安排也能够做好的话,将对经济的转型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如果这些资金投向真正有潜力的产业,自身也能够获得可观的回报。

【资本市场与和建设谐社会】一个更加重要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资本市场与养老金体系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小时候都读过一篇课文,叫《半夜鸡叫》,讲的是周扒皮和高玉宝的故事。据说真实生活中这个故事是编的,但却反映了过去一两百年中,人类一直无法回避的一个矛盾——劳资矛盾。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模仿鸡叫,为的是让高玉宝更早起来下地干活。如果周扒皮给高玉宝做一个股权激励,会怎么样?或许高玉宝自己三点半就爬起来了,周扒皮也就不用半夜鸡叫了。这个事情在美国最初发生在1950年,当时通用汽车的CEO威尔逊第一个鼓励工人拿养老金去买股票。美国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很重的国家,这件事情让美国的资产阶级很生气,他们说,这样一来工人们不也就成了资本家了吗?威尔逊虽然是个大资本家,但有一点社会主义情结,他说为什么不行呢?事实证明,威尔逊很有远见,几十年后的今天,美国80%的家庭通过养老金参与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美国经济的股东,这一制度安排也成为了美国和其他几十个发达国家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如果你有机会去纽约看一看,就会发现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并没有真正希望这个国家垮掉,而更多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旁边经过的人更是行色匆匆。为什么?无论是参与其中的人们,还是旁边经过的人们,他们都有养老金,他们都是美国经济的股东,他们都与这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很多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基石,也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借鉴。

【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中国资本市场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应该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程,是和对外开放的过程紧密相连的。在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先后诞生了B股,H股,第一家合资券商,第一家合资基金公司,后来有了QDII和QFII,以及第一家合资期货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本身也有收获,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学习补充的关系,即使是竞争,都是对双方有利的,因为最好的学习就是在市场中竞争去提高自己。

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引进了更多地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已经运行了十年了,但外资在中国市场中的占比只有1%左右。在很多新兴市场中,QFII的比例大概可以达到20%、30%的水平,例如,韩国市场中QFII持有市值的比重占到全市场的30%以上,而QFII一般都是以养老金为主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它们的引入对市场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这也是韩国市场近年以来治理水平有显著提高的重要因素。去年我国QFII的家数和投资额度就增加了很多,新增数量有72家,新增总投资额度达到144亿美元。

在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对自己一定要有自信。中国改革开放30年,除了一些不能开放的行业如军工、基础设施等等,凡是最开放的,结果我们往往都是最强大的,如家用电器,中国的电视机已经可以远销欧美;凡是最不开放的,结果仍然是最落后的,如汽车,今天满街跑的都仍然是外国品牌。金融亦如此,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学习外国的东西,远比外国人学习中国的东西快。开个玩笑讲,中国人在华尔街可以做到合伙人,在硅谷可以创办公司到纳斯达克去上市,外国人在中国混得最好的叫大山,还在电视上教英语。我在基金部工作的几年中,曾经观察过中国本土基金公司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竞争,发现开放数年后,行业的前十名,基本上都是本土公司,就是因为本土公司学习国外的速度,远远超过合资公司本土化的速度。而且,很多本土公司的国际化程度甚至远超于合资公司,为什么?因为合资公司的到来,刺激了本土公司把大量的员工送到国外学习培训,有的比例竟高达70%。另外一个重要的有利于我们的因素是,市场本身是在中国的,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不会流失的。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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