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末挑起的民间写作和学院派写作论争，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诗坛的复杂性，将其引述为二者的对立，更是没有找到真正的话语对象，因为民间与学院本身构不成对立关系。不论什么时代，学院虽然属于官方的赞助对象，真正的学院精神其实体现于对官方的监视而非同谋，所以学院只是一个另类的民间。而民间/学院这样一种话语错位的建构，只有在情绪化的论争中才能被提出，论争的作用可能有助于诗歌在公众层面获得关注，触动相关诗学问题的讨论，但是对于诗歌本身而言意义不是很大。进入“新世纪”，民生写作以压倒性的热情出现，并获得网络媒体的热捧，这种操控或许出于文学伦理与道德良心的捍卫——其动机亦无需探讨，但本质上说明诗歌仍在“写什么”与“如何写”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个问题应当早已置入历史，但在现实处境中并非如此。这是涉及人文课题的一般规律认知，我们总是持续面临人的基本境况和挑战，并不会因为新技术的出现而彻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纪元”诗歌注定要抛弃成见，重新面对人类的“古老”命题。“众声喧哗”也将成为一种见证主体存在的方式，在追问理想诗歌形态的中途，人类只能不断叩响这命运的沉钟，在钟声和暮色掩护下匆匆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