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平衡无疑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又不足以构成问题，因为艺术都可以追究到现实本身，也就是说，所有艺术都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反映，然而在反映现实成为衡量一个诗人进步与否的年代，一些人倾向于将有难度的艺术品看成是对现实的回避。就像艾略特的《荒原》发表之即所受到的责难一样，实际上结果它被视为反映西方社会“最深刻、最广泛”的作品。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些人将文学的现实主义和现实本身联系起来，从而给批判的武器增添了杀伤力，究其实，这种行为已经和文学的目的构成了巨大的分化，他们追寻的是文学之外的、诗歌背后的东西，同时也是诗歌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即权力。由诗歌问题转移到权力斗争，与其说是诗歌被异化的结果，不如说是40年代诗坛的悲哀，但它又是40年代脆弱的国家威信受到摧毁的必然后果之一。当国家没有能力整理社会的意识形态秩序的时候，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会主动寻求替代物发出声音，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就被异化。

　　也许，对新诗现代化的呼唤代表了这样一种声音，袁可嘉在40年代呼唤民主和民主文化，目的在于谋取某种诗歌艺术的合法性地位。袁氏从未声称自己诗歌主张的唯一性，他反复声明新诗必须以现实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但同时又要保持必要的距离，这个距离是诗歌之所以成其为诗歌的根本保证。尽管诗歌现代化与文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属于“一揽子方案”，在特定时空中，很多人坚信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作为一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诗歌观念，新诗现代化不断提出植根于时代的诗歌创作与评价诉求，促使新诗与世界文学潮流建立有效的联系，实现中国诗学传统与诗歌的世界性联接。

　　如果将中国文学的发展视为一个具有某种偶然因素的个案，世界文学因为参与因子的众多而具有某种普遍性，众所周知，文学的世界性是以文学的包容性作为前提的，包括西方诗歌在内的世界诗歌以审美的多维向度对中国诗歌辐射的时候，必然要在中国读者的接受过程中挥发自身的影响力，使之拓宽已然形成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期待，从而间接地在现代“人”的塑造上完成文学或者诗歌所承担的责任。新诗现代化的信念根源于“变”，它和传统诗学的“温柔敦厚”所弘扬的守常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取自不断更新的现实以及由这个现实所导致的复杂性后果，所以新诗现代化的主张总是能给人一种“不适感”。这也是激怒争权夺利派的重要原因。

　　新诗现代化貌似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命题，在这种历史总趋势下细化为很多各成体系的理论节点，从具象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吴思敬先生曾说，新诗现代化从内涵上看可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诗歌观念的现代化，这关系到对于诗歌审美本质的思考;再就是诗歌语言的现代化，这是诗歌现代化首当其冲的问题，并且也是诗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新诗现代化还包括诗歌技艺方面的现代化在内。(吴思敬，2002)这说明新诗的现代化思路具有超越特殊语境的普遍性。

　　在当时的知识精英看来，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新诗的“诗质”探索过程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后者就是前者的目标，这种为追求艺术纯正性而流露出对非诗因素的排斥有助于新诗思想艺术的成熟，从而保证新诗作为一种表现形态上与中国传统诗歌具有根本异质性文体的自足性。“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自觉的思想潮流投射和散发到文学上，便逐步形成了‘人的文学’，这就是现代型的文学。”(朱德发，2003，P7)与现代型的文学相对应的传统型文学要求个人将自我个性隐藏入抽象的道的宣扬与追问之中，个性人被代言人替代，人心灵深处的思辨能力无法在文学中充分展现，比如在现代诗歌史上很多时期出于现实需要而出现的一些诗歌写作的规定，诗歌表达的简单化倾向对“诗质”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消解。尽管如此，这也无法构成话语的对抗。

　　不过，中国新诗在现代文学风雨30年的发展过程中，坚持一种面向未来的眺望姿态，即便在民族危机空前恶化的抗战时期，也有人在前线或是校园里坚守“诗之为诗”的寂寞理想，产生了一些具有现代意味的诗歌文本。王光明说：“现代‘诗质’的探寻过程，是从‘主体的诗’到‘本体的诗’的美学位移的过程。它强调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主张诗歌对‘诗想’的依赖，对内在节奏的追求，而不看重外部形式的力量。”(王光明，2003，P15)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主体的诗”如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等主体意识极为鲜明，但也因“晶莹透澈”而少了“馀香与回味”;“本体的诗”如冯至《十四行集》、穆旦《旗》中的作品，它们关注的只是诗歌的艺术属性，较少考虑甚至不考虑受众的接受效果，追求智性与经验实践诗歌文本的独立性，而这些规则与理想，仍然需要在文学历史长河中继续接受检验，当然也要警惕那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造成的干扰。

　　张桃洲曾经指出，40年代作为一个具有美学对应性的历史阶段，呼应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基本结构。可以说，自80年代开启的诗坛多元分化过程是在先锋诗歌的引领下推进的，各领风骚三五年，是对新诗线性进化的解构，而由“新”的迷信到怀疑姿态的确立，意味着诗歌精神的回归。唐晓渡认为，所谓“新”的意识，恰恰暗含着一种“新纪元意识”的乐观姿态，当人们怀着希望告别过去拥抱未来时，丧失了对现实功利和线性时间所包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警惕，未来被处理为一种“新的过去”，因此“现代性”也就走到了其自身的反面：“没有比这(按，指‘新纪元意识’)更能表明五四新诗追求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悲/喜剧特征的了。现实的功利目的和直线的时间观决定了它只能一再告别过去，更多地向未来汲取诗意;可是，随着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丧失，二者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而当现实对一部分人意味着从‘未来’支取的话语权力，对另一部分人则意味着‘未来’的透支时，它甚至成了一种新的‘过去’，一种比‘过去’更像过去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现代性’不但已经徒具其表，而且已经完全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唐晓渡，1997)仅仅通过类似“宣告现代”的做法，其实仍然停留在口号和观念层面，这种贴标签的方式不能揭示未来诗歌美学的进程。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