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新纪元”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其实涉及多种诗歌理念的包容性态度，在当下这样一个充满异见和诗学纷争的时代，诗歌“品质”已经不再如民国时期具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力。诗歌的“新纪元”让我想起20世纪40年代小心翼翼开启运作的“新诗现代化”方案，当然新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探讨可以追溯到20年代的白话诗尝试，包括之后谈论的新诗欧化、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纯诗、现代派等诸种写作构想，但是没有哪一种设计像袁可嘉及其同仁的创作与理论产生更大的影响。重返20世纪40年代的诗学语境，并且借助这样一个不同的文学空间来剥离网络带来的碎片化情绪，回到诗歌的本体化论题，或许能提供一种另类的历史参照。 作为一个空洞而宏伟的理想诗学目标，新诗现代化的理论方案在40年代中后期逐渐成型，借助穆旦等“中国新诗”派的诗歌写作和袁可嘉、唐湜的理论阐述，建立起基本构架。有学者将其纳入中国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诗歌的最后一环，“到了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的诗人群系，其审美追求的范式和坐标，已经与二三十年代不同，是建立在中西诗歌发展的新的艺术交汇点上。……他们融会中西诗艺并构建民族现代主义新诗的探索，将新诗现代主义美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孙玉石，1999，P354) 不过，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聚集在重要诗歌刊物《诗创造》、《中国新诗》周围的诗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是否其他诗人的理想就意味着非现代化?唐湜认为不同诗歌理想追求可以达到共同的道路：“两个高高的浪峰高突起来了，……一个浪峰该是由穆旦、杜运燮们的辛勤工作组成的，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T.S.艾略特与奥登、史班德们该是他们的私淑者。他们的气质是内敛又凝重的，所要表现的与贯彻的只是自己的个性，也许还有意把自己夸大，他们多多少少是现代的哈姆雷特，永远在自我与世界的平衡的寻求与破毁中熬煮。……另一个浪峰该是由绿原他们的果敢的进击组成的。不自觉地走向了诗的现代化的道路，由生活到诗，一种自然的升华，他们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崇高、勇敢、孤傲，在生活里自觉地走向了战斗。气质很狂放，有吉诃德先生的勇敢与自信，要一把抓起自己掷进这个世界，突击到生活的深处去。”(唐湜，1948，P20-21)哈姆雷特的犹豫和堂吉诃德的进取统一于人生的理想化认识，唐湜认为这两群诗人虽然表现出不同风格，但都达到了现代诗歌的高峰。 可以说，40年代是一个充满剧烈矛盾与对抗的历史阶段，各种民族与社会危机相互搅和，不同诗歌观念的表达极易触动敏感的神经，因为它可能意味着对其他写作者的合法性构成威胁。而在群体内部，有时也会发生变动，尤其是在现实压力、个体追求和社会关系面前，诗歌观念共同体分崩离析更加常见。《诗创造》的分裂就是典型例子，诗学分歧导致其不可避免。唐湜在回忆中说“就为我们的诗的流派风格与这些有现代观点的评论，臧克家先生要‘收回’这个由他领衔发起的诗刊。辛笛，作为上海金城银行信托部负责人，就发起并以贷款支持我们另办一个《中国新诗》月刊。”(林宏，1992，P137)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诗创造》创刊即确立的兼容并包没有得到保障。 《诗创造》第一辑的《编余小记》执笔人信心十足地宣称：“在诗的创作上，只要大的目标一致，不论它所表现的是知识份子的感情或劳苦大众的感情，我们都一样重视。不论他是抒写社会生活，大众疾苦，战争惨象，暴露黑暗，歌颂光明;或是仅仅抒写一己的爱恋、悒郁，梦幻、憧憬……只要能写出作者的真实情感，都不失为好作品。”(《诗创造，1947，P26)不到半年时间，《诗创造》受到来自北平青年学生的批评，后来又出现了内部分歧，“近来又常听到朋友们的责备，说我们这个小丛刊不够‘前进’。这，我们除了愧怍之外，想顺便在这里再谈谈：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多难窒息的地方，有感觉的人都难免想呐喊几声，但有时我们却不能不把将喉咙里吐出来的声音咽进肚子，这种苦衷，每一个《诗创造》的读者想都知道。我们觉得装‘前进’幌子并不困难，问题是我们叫的喊的是不是由衷之言。”(《诗创造，1948，P31)或许可以看出，《诗创造》确实处境艰难，腹背受敌。 分裂的征兆也可从林宏《我不再唱那些歌了》(诗创造，第8期)读出，这首诗无异于把编务争执引入艺术世界—应该没有比这更坚决的绝裂了：“……那些过去了的都去吧/――柔情的/――忧郁的/――低沉的/我将不再歌唱你们/今天我要奔赴/自由广大的新天野/我要张开嘴大声地唱/属于人类底美好的未来(1948年元旦)”，这种分裂折射出对未来诗歌走向的想象，也是对美学信念的主动坚守。1948年6月《诗创造》在编完第十二期之后，由林宏、康定、沈明、方平、田地、蒋燧伯六人组成新的编辑委员会，林宏执笔的《新的起点》制订新的编辑方针，“从本辑起，我们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地反映现实的作品，我们要和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我们这里要有人民的痛苦的呼号、挣扎或者战斗以后的宏大的笑声。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我们需要从生活实感出发的真实的现实的诗。”而改变风向之后的《诗创造》在书名上也体现出这种追求：《第一声雷》、《土地篇》、《做个勇敢的人》、《愤怒的匕首》，从开始对“人类底美好的未来”高声歌唱到被查封，不到五个月。 由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等担任编辑人的《中国新诗》出版五期之后被查封，先后发表了《时间与旗》(唐祈)、《出发》(陈敬容)、《雷》(杜运燮)、《一念》(辛笛)、《庄严的人》(唐湜)、《沉痛的悼念》(李瑛)、《黑夜》(方敬)、《黎明乐队》(扬禾)、《生》(方宇晨)、《世界》(穆旦)、《最后的晚祷》(郑敏)、《跨出门去》(杭约赫)等这样一些优秀诗作。这些作品除了少数剖析自我内心的困惑，向往平和自由的精神生活，基本上都是对苦难的抒发和对光明的渴望，但在舒波看来，全部是蔚为壮观的“野花闲草，烂桃坏杏”，“我认为实在不能容许这班‘白相诗人’如此地猖獗，殊有澄清这股逆流的必要。……袁可嘉的东西就如《南京》、《上海》这两首十四行来看，我以为的确是‘难得的杰作’，叫他做封建残余和买办洋奴的代言人，是毫无愧色的。”舒波甚至喊出：“去你的吧，袁可嘉，我们中国人不要你这个败类!”(舒波，1948)观念的东西一旦被当成权力的象征被使用，它引发的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