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巴别塔之后的世界上，语言的障碍对人类精神产品的传播起到太大的阻碍作用，有时候我们只能无奈地见证一位伟大的诗人被另一种语言拒之门外。(图：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才诗人，著有诗集《石头》、《悲伤》和散文集《时代的喧嚣》、《亚美尼亚旅行记》、《第四散文》等)

　　曼德尔施塔姆被布罗茨基推崇为20 世纪俄罗斯三大诗人之一。我在多年前读到过诗人荀红军翻译的他的小诗选，记住了其中的一句：“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这句诗在1980 年代的中国诗人中间很流行，我见过不止一人在文章中引用它。但说实话，除了布罗茨基，个人认为多年来读到的翻译过来的俄罗斯诗人——不管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感觉并不好，我怀疑这可能是两种语言存在转换困难的原因。汉语对“相”的讲究，使以抒情性为主旨的俄罗斯诗歌在转化后的形象不再那么鲜明。而布罗茨基之所以让我有好感，多少在于他受到的重要影响、来自弗洛斯特、哈代、奥登等英语诗人，我一直认为他在用俄语写英语诗。

　　我喜欢以经验主义作为文化底蕴的英语诗歌。在我看来，即使是华滋华斯、济慈、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诗人，亦让我感到经验主义带来的对细节描述的重视，像华滋华斯的《抒情歌谣集》中的很多诗名为抒情诗，但像《丁登寺》、《西敏寺桥》这些作品中的叙述成分也不少。进入20 世纪，虽然现代主义带来了对诗的结构的革命，但无论是艾略特、庞德、奥登，还是洛威尔，他们的诗歌在叙述形式上，仍然能让人感到属于经验主义带来的对细节的清晰陈述。而就与汉语的关系来讲，英语诗歌之所以是对汉语诗歌影响最大的诗歌，表面原因好像是英语在世界上的广泛应用，但我以为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具体性让从事汉语写作的诗人更容易将其中经验主义带来的有效成分转化为汉语。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尽管这些年通过翻译介绍了不少俄罗斯诗人到中国，像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但真正对中国诗人在写作上产生影响的并不多，就是有影响也是一些由诗人多舛的命运带来的与写作信念相关的认识，比如俄罗斯诗人对待艺术使命的态度，那种无所顾忌的坚持。

　　如此说来，是否因为悲剧的命运才为曼德尔斯塔姆带来文学声誉?虽然这样想好像有点不地道，但这在文学界并不罕见，很多时候文学史也倾向把一个人的文学成就与他的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不能算是错误，毕竟个人命运会推进一个人对文学的认识，可又不免让我觉得其中存在一点吊诡意味的不正常。不过，布罗茨基显然不这样认为，他曾经把曼氏推荐给奥登，但奥登说他在翻译成英语的曼氏诗歌中看不出有趣时，布罗茨基为曼氏辩护说那是因为翻译不佳的缘故，他请奥登一定要相信曼氏的卓绝。我愿意相信布罗茨基的说法，毕竟作为一个诗人，他对诗歌的辨别力是值得信任的。然而，这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语言的转换是现实的存在，有些诗人可能只属于他的母语。这一点当然让人感到遗憾，毕竟在这个巴别塔之后的世界上，语言的障碍对人类精神产品的传播起到太大的阻碍作用，有时候我们只能无奈地见证一位伟大的诗人被另一种语言拒之门外。

　　最近，我读到黄灿然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有趣的是，这本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诗集让我感到了些许不同之处。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伟大诗人的气象，这种气象包括对细微的内在心理的把握、对现象世界的复杂性的触及，以及在时代和个人之间建立起来的通向历史纵深处的描述。过去我亦读过汪剑钊从俄语直接翻译的曼氏作品，相比之下，新译本更有意思。

　　至于原因，一是选目上，二是语言的节奏以及词语的选择上。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尤其是后期作品，由于多是在流放中写下的，因而不单篇幅短小，还有一种在困厄中，精神紧张造成的急促感。一点，我在黄灿然的译本中真切地体会到了，像这首：“阿拉伯式的糟与乱/ 速度之光磨成一束—— / 一束光以其倾斜的脚底/ 轻踩我的视网膜// 数百万批发屠杀的死者/ 踏过虚空中的小路，经地下城堡的名义，跟他们/ 道晚安吧，寄以最美好的祝愿// 啊，不可收买的壕沟战的天空/ 规模庞大、批发死亡的天空/ 我的双唇在黑暗中追随你/ 为了你，全部的你// 在弹坑、防堤、岩屑堆外/ 是那爱亵渎的坟墓的卑贱天才/ 可怜、悲惨、麻脸、弥漫/ 浓重的阴气，徘徊不去。”(《阿拉伯式的糟与乱》)。这首诗的起句就很突兀，什么是“阿拉伯式的糟与乱”?什么又是被“速度之光磨成一束”?难道这不是曼德尔施塔姆眼中的幻象吗?但问题是后面的诗句都是让人惊心的，“批发死亡、弹坑、亵渎的坟墓、可怜、麻脸”，尤其是“可怜”与“麻脸”这样的词语并列，让人感到极度紧张。总之，阅读这样的诗的确很考验人的神经，需要静下心来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