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问开饭馆的或者理发的，说在北京干活为了什么，说以后要在北京买房吗?北京房子太贵了，买不起，学到手艺是回家开一个店。我们各项政策实际上的目的是让所有年轻人生存的有尊严，大部分的年轻人发展有希望。你要给年轻人一个看得见的未来，这个未来不能太远，他才会往上走。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让每个人都成为精英

　　主持人：刚才您不仅仅是讲了阶层固化，其实也给出了一些我们可做的事情，为将来指出了出路。您刚才更多的是从政府的层面来讲，可以怎么做减少青年的压力，让他们不至于对未来太迷惘，有太多的焦虑。但是我也注意到一位网友说，青年人出路在于自身，所以我就想问您，对于那些正生活在或者正在奋斗的底层青年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廉思：在《蚁族》那本书后面，我留了一个邮箱，有一个小姑娘就写信问我，廉老师我们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坚守北上广。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5年了，统计了一下收到了一万多封信。很多年轻人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奋斗的历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收到一封信，也是一个小姑娘，她是在广州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回到了家乡工作，家乡是县级市，广东的县级市很有钱，爸妈将她安排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她说很安逸，有车接送，但是我不想20多岁的时候就看到60岁的生活了。我在广东读了大学，大家都去追梦了我也想去追梦，我跟家里吵了无数次，家里终于同意我到大城市去闯一闯，但是很不幸的是我春节期间看了你的书《蚁族》，我不敢去了，害怕了。说廉老师，你告诉我，我是该在大城市做蚁族，还是在小城市做贵族。

　　还有一个年轻人，去年收到他的信。夫妻俩创业，都是农村的，工作十几年赞了几十万，一直想买个房子，但是他们觉得不甘心，交个房子首付不如用几十万自己创业，搏一个未来。创业压力很大，男的给我来信是凌晨，写道，晚上睡不着觉，我知道你也帮不了我什么，我就想排解一下。

　　怎么办?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回到家乡做的很好的。原来我们做返乡青年调查，到河北清河县调查，它是产羊毛的，很多世界的大品牌都用他们的羊毛做原材料。中国人挣的是10美元的人工费，人家挣的是贴标费。年轻人他们回乡要创自己的品牌，不能天天跟老爸一样，他们会用微信做宣传，有创业成功的。也有回去发现很不好的，因为中国越往基层越是关系社会。蚁族最缺的就是关系和资源，回去之后发展更受阻滞。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评估，盲目的探索、坚守还是逃离没有意义，要根据个人的状况来看，还要根据自己的发展状况去定位、去比较、去琢磨，然后才能确定你自己人生的方向。而且你在选择行业的时候，包括你自己创业的时候，也要经过多方面的考虑，自己去斟酌和打磨。

　　一个人他有坚韧与坚毅的精神，再加上坚持，包括他对世界的热爱，终归会成功的。你要有远大的目标，但是你要学会把它量化成具体的，如果你的目标是乔布斯，你会发现你奋斗5年以后是离自己的梦想很远。我不建议我们一定要把奋斗和成功结合起来，因为奋斗的哲学太简单了，奋斗必然意味着成功，如果我们把成功夸大到极致的程度，如果奋斗最后的结果没有导致成功，无疑会增加一个年轻人的心理落差和社会不公平感。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明白了一个现实，现在的社会是努力奋斗不一定成功，但是不努力不奋斗一定不成功，有知识未必能改变命运，但是没有知识一定不能改变命运。一个人除了奋斗努力以外还有很多成功的因素，比如机遇、天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年轻人把奋斗和成功剥离开来，我的感觉是奋斗它不会给你带来效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是可以给你带来风险最小化的效果。我奋斗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可以增强自己抵抗风险的能力，使自己变得更踏实、更稳定，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一点我们要跟年轻人讲清楚，让他的心态更平和。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让每个人都成为精英，而没有教育每个人应该如何做一个普通人和一个公民。我们对社会顶层年轻人的调查，他们也活的很累，他们也不开心。我们的精英就是这样的教育，就是成败的教育，我们没有教会一个人如何用平和的状态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通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我们对成功的定义理解的太肤浅了。乔布斯都这么有钱了，为什么生这么重的病得癌症，还在做苹果的研发，因为他热爱。这种奋斗是源自于他内心的热爱和追求，一种他内心的道德修炼和内心的追求和修炼，这一点是很多人没有理解的。

　　我们年轻人的奋斗都是为了成功，但是这两者之间往往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最强调的。

　　寄望后人通过我们的青年研究窥见中国转型

　　主持人：问最后一个问题，刚才其实前面也讲了一些，还是回到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个角度，一定程度上青年人是被动式的参与，但国家定位真正的把青年定位为国家的未来，还是要提供主动性的平台和参与的渠道。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还不是很够，不知道在这一块您有什么样的相应的看法。最后是关于您的学术研究，我知道您做的研究是比较实证的研究，包括您讲的例子，有很多的小故事。不知道在同行里面有没有人去质疑您研究的学术性。

　　廉思：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第一个就是你说的渠道太窄的问题，确实要看出来，中国的决策层怎么来定义青年，是不是把青年定义成真正的有生力量。诺贝尔奖的高产是在45岁之前，青年人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之一，我们必须重新定位，来看待青年。青年的作用也取决于我们现代人如何去对待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任何掌权者或者决策层只不过替下一代人来代管，你管的不好年轻人当然不满意，他要起来，因为你让年轻人安分是有前提条件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年轻人相信你，你留给他的世界是更好的。

　　但是如果他觉得你把蛋糕都分完了，到我这儿我连汤都喝不到，我的上升空间都没有了，我当然不满意，我就要爆发。华尔街青年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你们有背景的人占了我们99%的财富，我跟你一个学校毕业，我不比你差，只不过就是你的爸爸比我爸爸强。社会对青年开放的程度，渠道放开的程度，其实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活力，是社会活力重要的评价指标。现在我们的社会由固态中国向流动中国的变化，你不让年轻人进入实体平台发言，他会有虚拟的平台发言。我们一定要让青年多去发声，这一点我们的渠道是窄的，我们的政治参与的渠道，利益诉求的渠道，都是有待加强的。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