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结构流动性分为两种，一个是横向流动，一个是纵向流动。纵向流动有三个关键词，教育、阶层，年轻人都想通过上好大学，找到一个好工作，最后实现阶层的跃升。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我们最新的调查表明，蚁族，包括白领，他们跟之前相比，他们坚守在北京的执著程度在下降。我们有一个问题问他们是否坚持在北京买房，2010年35%多，现在已经20%多。

　　主持人：我身边就有几个朋友在北京工作，收入还可以，但是他们选择在家乡的城市买房，在北京供月供。

　　廉思：其实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种情况是我的父母在农村，我在北京工作，但我以后安家是在二、三线城市。这是一种新的结构，我以后的发展在廊坊或者保定或者我家乡的地级市。还有一种是实际上我在北京，如果他这儿有我的上升通道，我先平移到一个稍弱一点的城市，先横向流动，再纵向流动，回游青年就是这个道理。我在北上广干了5年，开阔了眼界，再回到家乡。恰恰是中国横向流动的相对顺畅，还比较容易，有效减缓了纵向流动变慢对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突尼斯太小，没有横向流动，只有纵向流动，他的横向流动就只有出国了。研究中国问题有一个视角很重要，中国的面积大是他的弱势，也是它的优势，空间大就可以替换。这样可以实现先横向流动，凡是在历史上发生大的暴力流血冲突或者大的暴力革命的时候，关键的时间点，包括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都是这个社会当时的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同时受阻，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的决议精神来看，中央对特大型城市是严控人口的，但对中小城市是放开人口的，实际上横向流动是加强了，是要打破这种壁垒。所以说怎么缓解青年的问题，其实原则上来讲就是一方面要增强纵向的流动性，一方面要继续保持比较高的横向流动的顺畅。这两方面都要做好才可以。

　　面对政治态度更加世俗化的青年，宣传工作该怎么做?

　　主持人：听了前边讲的，总体感觉中国的年轻人相对过的还是比较艰难，所以在这些人当中难免会出现对国家或者制度抱怨的情绪，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情绪?

　　廉思：我们认为现在年轻人他的政治判断，可能跟我们之前的感觉不太一样，会有所区别。刚才您谈到年轻人的抱怨，有一个词叫愤青，也体现出他对社会这样一种担忧的感觉。年轻人的政治态度跟老一辈的政治态度不同，据我们在这几年的调查中发现，年轻人的政治态度更加世俗，他有的时候不太习惯或者不太愿意用老一代的主义或道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更现实。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一些政治判断是基于利益诉求。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让自己出丑，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政治判断是跟他们的利益诉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他们这一种政治判断有从宏大的叙事向自己身边小事转化的趋势。

　　比如神五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飞行员杨利伟上天，神十谁是宇航员，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宏大叙事对年轻人的激励作用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现在年轻人会说，天天给我们以国家发展的希望，能不能给我们以个人发展的希望，天宫一号对接了老给我们讲太阳系的事，离我们有点远，我们明天工作怎么办。出现了这样一些变化，这样的变化使得他对国家的认识也出现了变化，愤青还是前几年比较火的概念，这几年的概念改成了吐槽。愤青有的时候有民族和国家的担当感，吐槽往往是自己的事，买不起房子，找不到女朋友。所以你脱离开青年的利益，去跟他理想信念，有的时候是脱节的。说大一点，这种思想政治工作青年是不欢迎的。年轻人跟我说廉老师你有理想，你们全家都有理想，你们全社区都有理想，还有的年轻人跟我说，别跟哥谈理想，哥早就戒了，我说你戒的有点早。

　　对于这样的青年是跟利益相关的，所以我们要根据青年关注的问题去切入，才能真正的把握住他思想上的一些动态。而且我们确实也注意到，青年的思想状况，他的谱系是多元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青年不一样。比如我们做的返乡青年，像农二代，在国企工作的那些青年对党史的认可度，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认可度很高，但是这样的状况可能已经不能原原本本的搬到某些青年上，他对于很多意识形态的认识是多元化的。我们必须认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当代的青年他处于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各种思潮，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新左派等等，都在围绕着他，在发挥作用。所以你能发现青年价值观的这种波长变得非常短，原来的波长是长的且相对稳定，现在波长变得很短，无疑让青年们形成稳定的对事物的认识或者说价值观这样的可能性在降低。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到的。

　　我刚才说的是青年对国家的态度转换很快。比如说碰到重大节点的时候他可能表现的很左，可能有的时候他表现的就不那么的左，年轻人会把爱国和爱党有的时候分的很清楚，有的时候就分不清楚。这种状态确实是多元并存。还有一个是互联网，这个千年未有之工具，它直接导致中国的大变局，使得知识的平权化迅速的出现。原来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的明显，我是有知识的一方，所以我有话语的解释权，现在不是。现在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他举的例子有的我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对我们的知识权威形成很大的威胁。我们林林总总能够感受到青年对权威人群有咄咄逼人的抢班夺权。在某些行业，最明显的就是IT业，信息产业，有大量原创作品的产生，大量APP的作品，金融行业，有多少千万富翁都是年轻人。我们所谓的体制内的人可能是最脆弱的。

　　包括我们的媒体，可能还在为这样的一种东西进行渲染等等，其实也反映出年轻人这样一种变化。再往深了说，年轻人这样的一种变化，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系。我们确实不能说现在十年是一代人，我们原来给过一个判断说五年就是一代人。去年和前年是这样的判断，今年不是，两年、三年就是一代人。变化太大了，因为年轻人的时间感在改变，我们这批人是70年代和80初这批人，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变革80年代是相对慢的，90年代以后，尤其近20年发展特别快。小时候对时间的认识就不一样，现在年轻人小学毕业以后，过两年可能小学都没了，这么一个变化，对时间的改变，更容易让人做出放弃或者改变的决定，你跟时间的心理契约在改变。而且那个时候70年代、80初的人是看电视剧长大的，主角一定是收获最多的，背景一定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年轻人是网络的一代，强调及时反馈的机制，使年轻人的频率变得更短。所以你看85后、90后正式进入职场，你跟90后谈话你不能说你跟我一块创业吧，5年以后我的公司上市了你就是千万富翁，他说你别忽悠我，5年后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你就告诉我我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