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在盐城工学院讲授调查研究36法
当前，全党正在进行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活动。八项规定的第一条是调查研究。4月18日，李锦就调查业务问题，在盐城工学院讲课。李锦讲解八项规定精神的主题与内在逻辑结构。八项规定讲了四种作风，包括领导作风、工作作风、文风和生活作风四个问题。八项规定精神的教育重点是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个问题。正面的四风，和反面的四风是两个范畴的事情。前面七项规定，是讲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第八项是讲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调查研究为什么列在第一条？李锦进行了充分的诠释。讲课中李锦重点讲解调查研究的36法，以10个案例来讲清楚为什么要搞调查研究，怎样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要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关键是要让人民回归人民，调查回归调查，解决领导作风，推动实际工作。
4月18日下午，受盐城工学院邀请，李锦讲述调查研究36法。
李锦讲的 炕头调研法，是1982年，李锦在农户家的炕头调查、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的案例。
下面转发李锦《调查研究36法》中的炕头调查法。 炕头调研法
——以1982年发现市场经济萌芽的事情为例 内容 炕头调研法是“睡炕头、同被窝、拉家常、掏心窝”和调查方法。 在炕头调研中要做到“心到、脚到、耳到、眼到、嘴到、手到、脑到”等“七到”，中间包括“扮民相、睡民炕、听民声、解民难”过程，有着“不打招呼、不发通知、不要陪同、不要准备”的特点，才能达臻“察真情，看真相，听真话，得真经”。这是在1982年11月在山东省商河县张坊公社白集村创造的炕头调研方法。 这次调研中发现与推出中国农村改革出现市场经济这一苗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认为“这是一个极生动、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为党中央领导与推进商品经济探了路，提供实践基础。（资料引自《大转折的瞬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深度》，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这是着百姓打扮、孤单一人、骑自行车、睡农家炕、盖一床被、掏心里话、在煤油灯下写出的调查。后来有人写文章以“炕头文章，惊动中央”来说这件事情。按我的说法，是“让人民回归人民”“让调查回归调查”，这是克服官主义、形式主义的方法。 释意 炕头调研法，是以睡炕头、听民声为主要形象特征的方法。 第一，炕头调查法，从现象上看就是“让调查回归调查”，不是做样子的。第二，炕头调查法，从实质上看就是“我是老百姓、回归老百姓”，睡一个炕、同一个被窝，与老百姓一点隔阂也没有了。第三，炕头调查法，核心是让老百姓不把你当官员对待，当人看，当自家人看，增进感情。减轻基层生活负担，有什么吃什么，减少麻烦。第四，从特点来看，获得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第五，从效果上看，调查就是扑下身子沉到一线，一竿子插到底，察到真情，看到真相，听到真话，得到真经。最终得到办公室与机关得不到的材料。 解读 炕头调查法，是我在改革之初创造的。现在的“四不两直”方式与炕头调查法，要害是“不用陪同”“听真心话”。你是群众，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是最高境界。
“扮民相、睡民炕、听民声、解民难”是人民至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现，“睡炕头、同被窝、拉家常、掏心窝”，是表现形式，而“心到、脚到、耳到、眼到、嘴到、手到、脑到”是实践中的辩证法。 案例 炕头调研法，是1981年底至1982年底骑自行车调研过程中创造的一种调研方法，当时走村串户，日行夜宿，不要干部陪同，就像跑单帮的采购员，骑到哪，住到哪。因为当时村镇没有招待所，路边店也没有出现，只能住到老百姓家中。 198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发表。文件指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包产到户上了“户口”。这个争吵了3年的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改革又走上新的征途。1981年11月24日，正值寒冷的冬季，我开始了历时一年、骑自行车纵贯鲁西北的调研活动。我在这种下决心深入基层的走访中，就是为了寻找农村改革新的方向与重点。 从陵县至宁津，又到乐陵。农村改革有什么问题，下一步往哪里走，需要如何引导，我装着一肚子疑问，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晓行夜宿，走一村，停一村。 1982年11月20日下午5点，从乐陵县杨安公社骑车到商河县境内的赵奎元公社时，被公社派出所扣留了。当时天寒地冻，路上行人稀少。冬天天黑得又早，我见公社就在路边，想进去讨口水喝，要个馒头，如果有地方住，就明天再赶路。没想到，进去便被扣住了。 我说是新华社记者，公社书记看我的记者证，问怎么没有公章，我告诉他凹进去的钢印便是公章。公社书记说了声“没有见过”，便拿着记者证出了门。
那天因为寒风刺骨，我用长长的围巾裹着头，拉下来打个结，再掖到怀里，一副地道的农村人赶集的样子，这个装扮，连农村小学教师也不会这样，显得太土气了，任谁也不会相信我是新华社记者。
一会儿，有个人来了，三大五粗的，脸色冷冷的。领我过去，屋里后面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原来是派出所所长，眼睛死盯着我看。 盘问了一阵说，现在什么人都有，冒充公家收购羊肉的出来了，收购粮食的也出来了。胆大的，敢冒充记者了。看他了解不少“反面”的典型事例，我想正是了解农村线索的极好机会。他不走，“陪”着我聊。他告诉我，张坊的白集人野得很，收羊收到内蒙古去了，再跑就出国了，这不成土匪了，还要不要国家？这个村出了百十个“万元户”，都是赚的国家钱，投机倒把与国营企业唱对台戏，这是造反呀，农村乱起来，没法管了。 那时候，县委办公室只有一个摇把电话，县城电话接通了，县里讲新华社有个叫李锦的，戴眼镜的，是个“蛮子”。他们这才放我走，饭也没有吃一口。 我饿着肚子摸着黑赶路。从中午离开到夜里10点，又冷又饿，加上被派出所扣着，我窝着一肚子火。但是派出所所长讲的土匪窝白集村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这里人跑到内蒙古收羊，要冒多大的风险，路上要闯多少红灯？他们对国营企业的冲击有多大，我心里有所期待，就像有团火在心里烧着，只想往这个地方去。
带着满腹的好奇，我摸着黑连夜赶到了白集村。一进村子，一股羊膻味便扑面而来。当时已是夜里11点，还有咩咩的羊叫声。村书记收羊没有回来，媳妇李凤英在家。北方人一家人睡在一张炕上，没法睡觉。叫来大队会计白云龙，陪我睡觉。他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他问我吃饭了吗，我没吱声。我如果说没吃，人家不怀疑你身份吗，再说大半夜的，还麻烦人家，忍忍吧。
白集大队是个回民村，1900多人，却只有2400亩耕地，且有一半是盐碱地。在承包土地后，许多剩余劳力无处安排。这个村家家户户会宰羊。全村只养了几百只羊，肉源很快便没有了，有的社员便到附近村子里买羊杀，宰一只羊，能赚两三元，赶一个集便能挣到二十来块钱，于是全村很快发展了二百多户收购专业户。 有一次大队会计白云龙到北镇收购站去送羊，碰到北京市食品公司的业务员，得知公社收的羊肉，要经过县和地区的食品公司，再成批往北京送。两次周转后，自己出手时还是0.65元一斤的羊肉，到北京就变成了1.2元。白云龙想，要是自己直接把肉送到北京大红门，中间这两个环节卡去的钱，不都归自己了么？于是他们与那位业务员直接挂钩，签订了一年供应100万斤羊肉的合同。 为了适应长途运销需要，白集村分离出33名劳力，专门从事经销。有一个干部在北京做常驻“大使”。440人的收购队伍，有380人在当地串乡赶集，早出晚归。有30多人自愿结合成若干收购组到外地设点收购，就地宰杀，直接运送北京。33人组成的运销组，租车辆运往北京。 有生人在家，李凤英没办法睡觉，她就干一夜活。白云龙陪着我过夜。深夜3点半时，李凤英熬羊油的声音与膻味传到屋内，味道太重了，我在火炕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于是在炕上聊起白集农民与商河县商业部门之间经历“冲破—对阵一进攻”过程的情况。 商业局的食品收购站与白集农民对阵时，把每斤羊肉收购价由0.65元提到0.70元的海报贴到白集村口，等于对白集人下了战书。白集人毫不含糊地迎战。跑到公社食品收购站的对面摆个收购点，白集人手拿着大喇叭喊“每斤7角5分”，比公家贵5分。食品站的人气恼了，架起高音喇叭，进行政治宣传，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支持国家计划收购，勇敢站出来反对投机倒把，还说党的文件规定不让农民经商。同时公布了一条消息，公家每斤羊肉增到7角8分。 白集农民的手提喇叭也响了：“我们8角钱！” 商业局的大喇叭又炸开了：“报告社员一个好消息，公家收购每斤8角1。”仅仅加了一分，看来他们心疼了，加这一分，他们保险会亏本。 白集农民不买账，在喇叭喊：“8角3！” 那边，商业局收购站喊：“8角4！”这边马上又喊：“8角5！”收购站的大喇叭不再响了。白集人放起了鞭炮，年轻人高喊胜利了。 白云龙讲得绘声绘色，我也听得十分着迷。我问白云龙，白集人到内蒙古收羊是不是真的。白云龙说，也到内蒙古去过，但重点在河北沽源县，那里回民村在大山沟里，白集人大都是在国家购销没有下达计划的地方活动。现在，白集人已在山东、山西、河北的10多个县30多个村子设立了收购点。
李凤英家的夜晚，羊油的味道让人睡不着。听完白云龙的叙述，我就坐起来了，点亮煤油灯，趁着激情，我当即在炕桌上写了起来。白云龙也起来了，从书记家找出稿纸，是巴掌大的，村里开介绍信用的。
天亮了，帮助女主人收购羊肉。 在这篇名为《农民走进流通渠道大有可为——山东白集村农民羊肉经销公司的调查》的稿件中，我对白集村卖羊肉所形成的新的经济体制作了概述，并且总结了这种经营方式的优点：白集农民的做法，使渠道畅通，多方受益。从体制角度来讲，这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组织关系，每一户都是独立经营者，自负盈亏，同时又是合作经营者，相互帮助。显然，在白集农民的实践中，我意外地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萌芽。 当时开始讲商品生产了，还没有市场经济这个词，连商品经济也没有写进文件。可是白集农民的举动，像是有一种很遥远的东西在彼岸呼喊着自己，可是自己一时也说不清。 调查报告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刊登后，很快引起决策层的重视。1982年12月24日，胡耀邦总书记在调查报告上作出批示：“启立同志看后，转万里、润生、刘毅同志。这是一个极生动、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中央办公厅把这个批示转告山东省委。山东省政府迅速以文件形式，将胡耀邦的批示精神与调查报告转发全省各县，要求各地学习白集农民经销羊肉的经验，引导农民搞好流通，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人民日报》对这个调查也极为重视。农村部编辑肖俊熙特地打电话来，要求我立即写一条消息。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1月20日的第二版头条，很醒目，仅标题便用了61个字，还加了编者按并配了图片。编者按指出： 白集大队一年向市场提供200万斤新鲜羊肉，说明农村有很大的经济活力，只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办事，打开思路，疏通渠道，就可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白集羊肉入城进京，是一个很生动、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值得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导部门认真思考。 我当时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胡耀邦作为党中央领导人，能对一个大队的材料作出批示，可见农村流通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胡耀邦批给的是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负责同志及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商业部门的负责同志。他认为这个事例“极生动、极有说服力”，连用两个“极”字，是领导批示中少见的，显然是对我们抓第一手材料的肯定，是对思想解放与保守教条之间的斗争感兴趣。胡耀邦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这句话十分值得琢磨。 这个典型可以回答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一、农民已经成为农村发展市场的微观基础，有着旺盛而蓬勃的生命力。二、农民致富的方式，不再局限在土地上，而是着眼于市场，已经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三、农民已经以农工贸一体化的新型经营体制代替人民公社垂直领导生产的体制，已经抛弃生产队建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农民在合作组织中已形成平等竞争的运行新机制。从白集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农民已经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只是没有打出旗帜、挂出牌子而已。 我在老百姓炕头写的白集村农民走进流通领域调查，最早提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这可能是全国最早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我的这些调查，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20个月。这个市场经济调查比中央确立市场经济早了整整10年。 商河县张坊镇与白集村群众对我的调研作风与对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留下深刻印象。38年后，我回到白集村看望当年老房东与陪我过夜的农民白云龙。没有想到，村里都不用火炕了，而大娘把这个炕一直留着。大娘在炕头上为我包水饺，她向别人介绍说“李记者是俺村大恩人。不是您来俺村就出麻烦了。”张坊镇党委书记李学民解释，这间房、这个炕成了咱们县的重点保护文物了。村委为我送刻着“市场经济引路人”的牌子，村民送牌“庄户人家贴心人，发家致富保护神”。
因为我写稿件是半夜三更把白云龙叫起来写的，文章最早揭示中国农村市场经济现象。张坊镇志主编庞佃军则以“炕头夜半写华章，一醒天下改革潮”相送。白集村老百姓记着我，我心里也永远装着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群众。
要求 炕头调查法，与现在的“四不两直”方式与炕头调查法，要害是“不用陪同”“听真心话”。 我在调研中对在老乡炕头住一夜是感觉特别好的。日出日落前后，庄稼人生活的层次最丰富、生活的色彩最浓厚，感情交流最直接，社会交往最集中。这时候最易于了解各种特定时间的农民活动特征与现场气氛。村头大树下，“当家的”一个一个走拢来，馒头夹着大葱，边吃边谈生产，讲技术，交流信息，议论国事；闺女们你推我搡的笑声，大娘“格格格”的唤鸡声，骡马铃的“当当”碰撞声……一夜能听到几十种城里人听不到的声响。如果住在县委招待所采访，进村仅是中午吃顿饭，就很难与群众交流感情，更难做到现场抓拍镜头。我每在老乡炕上住一夜，镜头感强了，写作欲上来了，总想写一篇现场特写。 当然，更多的“这一夜”是在积累，是熟悉和培养对生活的“镜头感”，也培养了与乡亲们的感情。当然更炕头调查法，对调研者提出要求。市场经济改革的重大突破，是在骑自行车、睡农家炕了解的。是在被当作假记者时了解的。胡耀邦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个极生动、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重要的是炕头调查法做到“七到”。
“心要到”，想着未来的中心目标对于农村改革而言，就是从计划经济向着商品经济过渡。各级党组织不仅要想着我们党的中心任务，而且要明确各自未来的中心目标，根据这些目标进一步部署调查什么、研究什么。
张坊镇将李锦炕头调查研究这件事刻成雕塑，建立展览馆。上面写着：这里发现市场经济萌芽。对联是“炕头夜半写华章，一醒天下改革潮”。
李锦在现场讲述“新闻信息雷达网”调查法
学院党委副书记薛浩在观看李锦的书籍。（李书伟 摄）
李锦向学院赠送调研成果写成的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