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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评说】从杭州“六小龙”、“南京三问”到新的思想解放

时间:2025-02-13 17:36来源:中国外宣通讯社 中国外宣网 作者:李锦
从杭州“六小龙”、“南京三问”到新的思想解放—— 从思想解放角度说杭州与南京的事情。

  从杭州“六小龙”、“南京三问”到新的思想解放

  —— 从思想解放角度说杭州与南京的事情
 

  李 锦


 

  创新能力的差距,是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差距导致的。根本一条,是依靠群众的问题。依我看来,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怎样通过改革,解放思想,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开春以后,随着杭州“六小龙”的讨论,由对美国的冲击转向“南京三问”。早晨看到王明远的《南京为什么没有产生AI六小龙?归根到底还是市场经济发育不足》,讲的是“南京为什么不如杭州”的事情,觉得讲得有道理。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转载在后面。

  最近各省都有这样的舆情出现。我从改革的角度,想谈谈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必要性。先讲“南京三问”的积极意义,再讲“南京为什么不如杭州”比较的价值,然后讲改革的三条基本要求。最终想说的是,建议开展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动和组织更多的群众投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新潮流中来。
 

  第一句话:“南京三问”的两个积极意义
 

  开春以后,有两个变化,引人注目。尤其是这两天,南京为什么没有杭州“六小龙”的讨论,很热闹。当人们还在讨论“北上广深”的科技格局时,杭州已经悄悄地孕育出Deepseek、宇树科技、群核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游戏科学等“六小龙”,在AI、机器人、脑机接口和元宇宙等前沿科技领域实现了领跑。不少城市都在纳闷,抢在AI潮头的为什么会是杭州?特别是南京。因为南京和杭州很有比较性。南京的工业比杭州强,大学比杭州多,都靠近上海,都是省会,经济总量也很接近,这个比较很有说服力,数字对比也很清楚。

  上班以后,对舆论引领,有两股潮流。

  一股是沉浸在人工智能比美国强的自我陶醉之中。高兴的事情总得说一说,可以理解,但是要看到差距。现在开始矛头向内,找到差距,回答我们自己该怎么办?“南京三问”的积极意义在于这里面。
 


 

  第二股潮流,是开春会议后,各家都在表态。江苏的开会,我们没有看到。各省的表态都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位表示怎么理解和怎么干的问题,重视政治上的表态和决心的表达。怎么干起来?是各省当前更重要的。江苏的“南京三问”标志着“怎么干”的开始。了解到,南京市委书记周红波带头发问:同样是长三角中心城市,南京为什么没有Deepseek?为什么没有产生人工智能“六小龙”?这两天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等官媒也在接连发文探索答案。觉得,江苏这个举动,比新春第一会更有看头,更有说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有《铜陵,醒来》《开封,何时解封》的舆情,现在的南京三问,就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久不碰到,有种新鲜感。

  其实,山东省会济南媒体爱济南客户端也发文《杭州“六小龙”出圈,给济南什么启示?》,这种讨论正在武汉、西安、合肥、重庆、成都等地发酵。
 

  第二句话:杭州和南京的比较的四个层次
 

  杭州“六小龙”、“南京三问”引发的杭州和南京的比较,读了王明远的这篇文章,使我想到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南京条件不比杭州差,差在营商环境与政府服务上。南京共拥有8所211学校,约21万在读研究生,至少110名全职院士,而杭州仅有1所211学校,12万在读研究生,约40名全职院士。南京的智力优势远远大于杭州,也大于任何省会城市,按理说,南京更有资格产生“六小龙”,更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而不是杭州、深圳。但是南京数字科技创新方面做的比杭州差多了,杭州具有拼多多、泛阿里系两大跻身全球500强的互联网企业巨头,更有人工智能“六小龙”,还有43家独角兽企业。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南京的表现则更不如人意,南京的四大支柱性产业仍是钢铁、石化、汽车零部件和电器等偏重的传统产业。前两天,人们写文章都是讲南京政府服务上差,杭州服务的多好。
 

  
(南京最大企业——金陵石化,也是这个城市传统产业的代表)

 

  第二个层次,认识深化了,认为杭州重要的是民营经济发达,南京是国有经济发达,这个话也很有道理。2024年度杭州、南京、武汉和深圳四城的百强企业的民企数量做比较,杭州为82家、南京为29家、武汉为43家,深圳为83家。而南京仅有的民营企业,突出的是钢铁、房地产、化工这些领域。看来,南京、武汉虽然地理位置上属于南方,但是在经济形态上又很“北方”。
 

  
(南京最大民企南钢集团,也属于传统重化工业范畴)

 

  第三个层次,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问题。因为南京、武汉、西安、沈阳这些大城市是工业发展的重点,是工业经济布局比较早的地方。以1981年全国1456家大型企业分布为例,整个浙江省才有20家,不到全国的1.5%,更不用说深圳、东莞这些乡下渔村了,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深圳这些地方都是靠海边,当时出于战备的需要,工业布点很少,后来恰恰是市场经济都从这里发展起来,完成了市场化转型,而且直接面对消费。1997年至2000年那一次改革。把轻工业。和一轻二轻和商业都放开了。国家把重化工业集中在北部,思想更解放的一轻二轻都跑到长三角、珠三角来了,这属于经济布局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把发展的主动权交给群众。这是我想到的。下面还是要说的。    
 


 

  第三句话: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第三句话是当前怎么办的问题。我的建议是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考虑这件事情,开展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引导改革向基层看,向实践要思路。

  现在整个社会对上面政策调整有十分强烈的“政策依赖症”。期待中央有什么新政策出来,看国家拿出多少钱来,来干什么。人民群众对国家调整的高度重视,是好现象。但是太过了,也不好。上面的压力也太大了。怎么通过改革,让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积极性上来,让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主人。眼睛向下,比眼睛向上,要好。不是说,高手在民间吗?浙江出高手了,赶快来总结呀。新时代,怎么总结典型经验,需要拿出力量来,把这件事情抓好。

  杭州“六小龙”是群众的创造,是年轻人的创新。DeepSeek是颠覆式创新。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美AI存在巨大差距多数人对此表示悲观。国家投入也应该是天量级的。但遗憾的是,大家基本上都是走的美国道路,想方设法寻求高端芯片,把大把资源都用在拼算力上。即使明知没有什么机会,也不思改变。有的专家还把中美差距拉大类比中国足球,似乎落后是理所当然的。DeepSeek团队改变了原有的路径和模式,用“开源+算法优化+端侧革命”的三重热能,重塑了大模型底层逻辑和架构。与马斯克遵从的第一性原理类似,这支年轻的队伍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走出了一条新路和范式,打消了对算力的迷思。这是年轻人的创新。达到国家有些部门投入巨大资本,也达不到的效果,实现“弯道超车”。

  确实,杭州“六小龙”作为近年来崛起的科技创新企业群体,其发展历程和成长背景确实体现了“年轻人的创新”与“群众的创造”这一特点。企业多数成立于近十年内, 这些企业从初创到全球瞩目的时间较短,反映了年轻团队快速迭代和技术突破的能力。他们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对普通消费者需求的精准捕捉,体现了技术与生活的结合。

  杭州“六小龙”领头人多是40岁左右。他们的崛起不仅是年轻团队技术突破的结果,更是市场需求、区域政策和社会包容性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改革的产物。它们体现了“年轻人的创新”在技术前沿的探索,也印证了“群众的创造”通过市场反馈和政策支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路径。

  改革开放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以思想解放为标志。每一次思想解放都焕发了群众的巨大的潜力,这是改革成功成功的重要标志。

  春节前后,DeepSeek横空出世成为全球AI领域的焦点话题,这不仅是中国科技产业的一个里程碑,已经引发广泛的思考和讨论,也许还将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里程碑,对中国现代化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期待这种冲击更深刻些。

  我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经验除了坚持党的领导,重要的有三条,一是思想解放,二是市场经济,三是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和潜力的充分发挥,这三条是衡量改革成功的标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道路。过去搞过多次思想解放大讨论,这些年提得少了。其实,这是一个改革中成功的做法,是一个法宝,需要用一用了。

  现在杭州“六小龙”的讨论、“南京三问”出现了,各省似乎都在对标杭州。可以借此进行一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如何做到一、思想解放,二是按市场经济方向走,三是把眼光放到人民群众中去。如果把杭州“六小龙”的出现、南京讨论的发酵,接着组织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可以说现在面临一个重要的机遇。

  现在转载王明远的这篇文章,他以大量的数字事实进行对比。他的文章不光是对南京,对武汉、重庆、济南、青岛、合肥、郑州、太原、西安,包括沈阳、长春、哈尔滨,都会有启发的。
 

      ( 转载)

     南京为什么没有产生AI六小龙?

      归根到底还是市场经济发育不足

  BJ王明远 阜成门六号院
 

  新年伊始,南京市委书记周红波带头发问:同样是长三角中心城市,南京为什么没有Deepseek?为什么没有产生人工智能“六小龙”?这两天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等官媒也在接连发文探索答案。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好,很有勇气,中国多一些这样有自我批判反思精神的地方领导就好了(很多城市生怕别人说自己不好,现在经济学家最忌讳点评地方经济,动辄可能遭到投诉或水军的围攻)。笔者也认为,需要发问的不仅仅是南京,武汉、西安、天津、沈阳等一众具有巨大经济体量,同时具有巨大人才存量的城市,更应该扪心自问。

  我们先以南京与杭州比较为例。去年南京GDP1.85万亿、全国第10名,杭州为2.16万亿、全国第8名,综合体量上没有太大差距。在基础科研和人才储备上,南京则远远优于杭州,南京拥有292个博士点(包括专业学位博士点),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比上海还要多;南京所在的江苏省的在读研究生数量全国第二,也是仅次于北京,超过广东、浙江两大经济强省之和。

  (2023年在读研究生数量最多的十五个省份)
 

  总之,南京共拥有8所211学校,约21万在读研究生,至少110名全职院士,而杭州仅有1所211学校,12万在读研究生,约40名全职院士,此外南京还拥有中科院南京分院等诸多中央直属研究机构分布。谁都能看出,南京的智力优势远远大于杭州,也大于任何省会城市,按理说,更有资格产生“六小龙”,更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而不是杭州、深圳。
 


 

  但是南京数字科技创新方面做地比杭州差多了,即使是不考虑阿里系拆分,杭州具有拼多多、泛阿里系两大跻身全球500强的互联网企业巨头,更有人工智能“六小龙”,还有43家独角兽企业。南京最大的两大数字科技企业为汇通达和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论是知名度、创新力,还是营业额上都比杭州的同行差远了。

  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南京的表现则更不如人意,以胡润研究院刚刚发布的“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50强”为例,南京入围数量为零。就连跟毗邻的、曾经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合肥相比,南京的科创竞争力都有很大差距,它的四大支柱性产业仍是钢铁、石化、汽车零部件和电器等偏重的传统创业。2022年度南京十大企业中,有六家属于钢铁、石化和地产基建类,两家属于国有银行,只有一家是科技类企业。
 

  当然在全国的经济中心+高等教育中心城市中,南京的表现还不是最差的,甚至仍然属于上游,南京的软件服务和高新制造在全国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武汉、西安这两个高等教育和科研重镇表现可谓更差,武汉有7所211大学、西安有9所211大学(仅次于北京、上海),在读研究生数量跟南京相差不大,属于省会城市中的遥遥领先者,但是这两个城市并没有产生有竞争力的数字科技企业,尽管华中科大、西安电子科大都是信息科技类的王牌学校,更何况还有武汉大学、西安交大、西工大这些传统名校。

  那么南京等城市在创新上为什么落伍了呢?笔者认为,还是在于这些城市过去的计划经济太发达,都是建国初中央重点布局的工业中心(比如在1980年代初,武汉、南京的工业企业数量都达到4000家以上、产业工人达到100万以上),拖累了以后的经济转型,这些城市的经济至今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重化工业形态,这本质上仍是一种权力主导经济模式,没有形成以民营企业和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
 

  
(南京最大企业——金陵石化,也是这个城市传统产业的代表)

 

  而当时杭州、珠三角却因为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以1981年全国1456家大型企业分布为例,整个浙江省才有20家,不到全国的1.5%,更不用说深圳、东莞这些乡下渔村了,它们的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充分增长空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市场化转型,进而推动整个中国实现工业化,也就是很多经济学家所谓的“边缘革命”。

  我们以2024年度杭州、南京、武汉和深圳四城的百强企业的民企数量做比较,杭州为82家、南京为29家、武汉为43家,由于最近一些年大量央企迁移注册地到深圳,因此,如果剔除这些央企的话,深圳为83家。所以,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巨大差异一目了然,南京、武汉虽然地理位置上属于南方,但是在经济形态上又很“北方”。

  市场主导型经济与权力主导型经济的规则是截然不同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更侧重于走消费主导、科技创新主导的路线,因为它们只有取悦老百姓,才能获得利润和成长机会,所以,它们的生产目的必须是最终以TO  C为导向,或者是说贴近生活应用;它们必须竭尽全力去拼创新,以降低产本、增加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杭州、深圳的民企天然具有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它不创新就无法生存。
 

  
(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它代表了另一种经济生态:民营企业-市场经济-消费导向-创新驱动)  

 

  而权力主导型经济的大不一样了,政府采购和国企生产活动,其实是整个经济资源循环链的最终主宰,决定企业发展的是所谓的“关系”(GUANXI)。创新能力或消费者的评议筛选,对企业发展来说,并不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而是如何更深入嵌入这个资源体系。

  我们看,南京的代表性民企(南钢、金浦、红太阳、金箔、金鹰、高速齿轮,甚至是曾经辉煌过的苏宁)都是服从这个规则成长起来的,他们更集中于化工、钢铁、地产和工程承包,而不是贴近民用消费的行业领域。即便是全国而言民营化程度的服务业领域,南京服务业百强中,国企也是远远比民企占优势的:国企数量56家,营收占比62.87%,而民企数量36家,营收占比仅为29.55%。
 


 

  政府的角色在两种经济形态中,也是有巨大差异的。前一种形态下,由于政府直接掌握的经济资源少,自然会调整自己的站位,踏踏实实做一个服务者;而后一种形态中,政府由于直接掌握巨大的资源(南京有市属国企1600多户,武汉有2200多户),自然是指挥者、干预者的角色。

  我们还应该看到,后一种种经济形态不止存在于南京,南通、镇江、扬州和苏北城市也都是基本如此,武汉、天津、西安和北方多数地方也都是如此。

  所以,创新能力的差距,说白了根本还是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差距导致的。对于具备一定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回答“南京为什么没有Deepseek”,并不困难;回答“南京如何才能产生Deepseek”,也不困难,那就是:完成没有达标的市场化转型,降低行政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真正做到市场主导。经济的运行法则变了,纲举目张,社会的创造力自然就逼出来了。

  但是,这种改革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历史机遇有且仅有在世纪之交的短暂改革窗口期中,全国也只有珠三角、苏沪杭甬、北京等少数地方做到了符合上述标准的经济转型。因此,它们与其他地方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其他地方尽管可以用GDP统计学的技巧,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他们,但是要想在价值链影响力、创新突破力上超越它们,会越来越难。

(编辑:思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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