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又想起1984年武汉“严打”，公安部门抓了1500多个青少年嫌疑犯，我去看了，很难过。在会议室我讲了一个意见：能否请他们的家长和单位领导来做工作，对可抓可不抓的，把人领回去记录在案，一个月去派出所报一次到。最后批准拘留审查的，只有问题比较严重的57个人。这种做法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社会反响是好的。

　　我多年前在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时就认识夏菊花，她是著名的杂技演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不仅演技精湛，而且人品好，事业心强，为我国杂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离开武汉后，她要我帮过两次忙。2001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她找到我，说要在北京搞一个国际杂技大赛，需要600万元，她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要我帮她转交。我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同志说：“这是夏菊花的信，她名气很大，脸皮很薄，建议总理支持一下。”朱总理很快批了。她激动得多次对我说：“真没有想到，总理效率这么高，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朱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麻烦你向总理转达我们杂技界深深的谢意。”后来，我听说这个大赛办得很成功。2008年，她又找到我，说希望在北京建一个国家马戏院，她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又要我帮忙转交。我只好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夏菊花已七十多岁了，当了27年中国杂协主席，很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议批得缓和一些，否则她会哭鼻子。”并请秘书小余把信送去。3天后，温总理批了，把她乐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再说“温总理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我们非常激动，麻烦你一定向总理转告杂技界同志们的衷心感谢”。

　　在武汉的18年半，是我踏入社会的起步阶段，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我在那里做了点儿事，得到过帮助，得到过认可，感受到了善良，也经历过艰难。我十分感谢武汉人民给予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