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月光族”。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当时许多东西计划供应，发了不少票证，我家的票因缺钱总是用不完。爱人到店里去买制革厂从猪皮上刮下来的油炒菜。为了节约，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想到这事我至今仍感内疚。

　　当时，孩子们很想看电视，又没钱买，于是凑钱买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虽质量不好，图像声音不稳，但总算有了一件“像样”的家电。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里人一提起它就发笑。

　　当市长后，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我知道后笑一笑说：“热干面好，便宜，大众化，这个绰号不错。”

　　有一天，我骑车到路边吃热干面时，右手中指被排队的一位男子碰伤了。手指一天天痛起来，实在难忍，只好到医院去看医生。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女医生看了后说：“要打麻药，把指甲拔了。”我说：“好。”她打了麻药，不到三分钟，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声色俱厉地说：“不是打了麻药吗？怎么会痛？”还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过了些时间，手指才开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药刚开始发挥作用。女医生催着我：“走吧，我们忙。”那时，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术，我早上五点多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门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央求说：“麻烦您让我进去看一眼，五分钟就出来，吃过早饭还要开会。”她对我这个又黑又瘦、说话又难懂的“外乡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恳求，也不起作用。这时周围有人认识我，说：“让他进去吧，他是市长。”她头也不抬地说：“莫骗人，市长是这个样子？”那几个人坚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进去。出来后，她说：“市长，我确实不认识您，态度不好，请不要告诉我的领导。”我礼貌地对她说：“谢谢，打扰了。”离开医院，我边走边想，她们态度不好，我当市长的也有责任。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溜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那段时间，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我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对世人！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遭遇”，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 (编辑：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