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7月，我牙根发炎，不停流脓流血，到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心里很着急。一天晚上，找到市委医务室，向值班的同志说明了病情，一个30岁出头的女护士热情地说：“可能是缺核黄素，你多服几粒试试。”我想，这个药多吃也不会死人，就一次吃了20粒，一连吃了几次，果然不到两天就好了。这真是“一行服一行，麻糍果里沾砂糖”。

　　记得有一次骑自行车上班时，边骑车边考虑工作上的事情，因注意力不集中，摔了个四脚朝天，一条腿鲜血直流，到办公室时衣服与伤口黏在一起，疼痛难忍，但我仍然像没事一样去主持会议。

　　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对武汉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搞好企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并且让他们有责有权，真正发挥作用。当时，我们通过改革选贤任能，不少多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快改变了面貌。1985年武汉市聘请格里希当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媒体一度炒得很热，中央很重视，万里、姚依林、张劲夫、朱镕基等同志十分支持，说这个敢为人先的试验很好。后来我又发现一个现象，武汉有的企业，因领导去得多，作的指示也多，企业无所适从，经营一塌糊涂。而有的企业没领导去，却发展得很好。比如，一个生产水泥管的厂子，一年得了两块银牌。我知道后说：“领导到企业去，讲的话或作的指示，企业领导听一听，不要太当真，作主的是你们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淡则断，旺则烂”，农民不高兴，市民不满意。我当了市长，这同样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他说：“要改革，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死鱼变臭鱼。”我说：“不会的。”他说：“你很年轻，要真干！”中午还请我们吃了饭。我记住了万里同志的话，下决心靠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从此武汉大刀阔斧地开展了蔬菜管理体制改革。当时武汉有150万个家庭，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于300万斤。武汉人还有个习惯，非得吃叶菜才算是蔬菜。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广大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有的乡、村甚至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在自留地种菜，甚至派民兵站岗严防农民私贩蔬菜，由此还引发过流血冲突。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造成了供应的短缺，若遇上哪年“春泛”、“秋溃”，武汉的蔬菜供应就会出现很大的缺口。菜价猛涨，群众怨声载道，有的人还打“市长专线”骂娘。我们痛下决心改革体制，放开市场，放开限价，让农民进城，激发菜农的积极性，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同时允许外地的蔬菜进汉，加上“春秋两淡”我们积极组织外菜补充救市，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终于放活了市场，富裕了菜农，保障了供给。市民高兴地说，过去吃的是“无缝钢管”样的竹叶菜，“马鞭子”似的苋菜，“鼓眼睛”的豆角，一斤吃六丢四还不止，现在吃八丢二还不到，一洗一切就能下锅，很实惠。

　　1984年，万里同志到武汉来，我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他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鱼，十分高兴，说：“小吴，你不是滑头。”中午陪他吃饭，他还说了许多。1986年9月，我调任江西省长时，万里同志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回国后，他到浙江视察工作，要我去杭州陪同他到景德镇视察，我有事来不及赶到杭州，在上饶才上车。他同我谈了约3个小时，说：“中央要你到江西当省长，你还是要同在武汉一样，大胆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江西比较保守，领导之间矛盾不少，你不要管那些，向广东、浙江学习，把经济搞上去。” (编辑：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