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九十年代你突然停笔的原因是什么?据说当时你想自己拍电影，结果被毙了。

　　王朔：我把自己写恶心了。有几年我几乎没出去门，我天天把自己憋屋子里写各种约稿，写残了。我没有生活，我把我生活里所有的素料全都写光了，而且我还特别无耻，为了写点小说，把周围朋友的秘密和故事都抖完了。那时候觉得书可以老了玩不动的时候再写，趁年轻不玩儿亏得慌。那时候我周围人有好多去了美国，回来就问，你去过美国没有?哎呀你连美国都没去过，我告诉你美国是这样的……这太讨厌了，所以我就去了美国，然后我回来我也那样!

　　《我是你爸爸》剧本其实是电影局通过的。到了1997年清除精神污染，重建精神文明，北影厂毙了一批片子，不光是我们的。在这之前的1995年是中国电影的大丰收年，那一年出了多少好片子，“阳光”、“红粉”、“外婆桥”、“红樱桃”……接着就萎缩了。

　　记者：这一下把你的导演之路给堵了。现在跨界导演特别热闹，比如徐静蕾、徐铮，你还会去当导演吗?

　　王朔：其实当时拍《我是你爸爸》的时候现场都是冯小刚在执行，当导演太苦了，全是张罗一大帮人的杂活儿，这些年我尽看着他们受罪了。而且这电影要是不宣传我还愿意拍，这电影要宣传，到处给人看，商业有点可怕，你就得给自己吹牛逼。

　　当时《编辑部的故事》上映时反映不错，记者采访，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不好。我觉得我不能说自己好，这是应该的谦虚。结果剧组和广播局的好多人跟我急了，说你怎么能说不好呢?当时还没有市场票房的问题呢。我就不明白了，难道我要说自己好吗?你就算救了一条人命，你也得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你也不能说我就是特别好特别高尚啊!那件事给我一个特别深的印象，你参与一个集体创作你不能说自己的东西不好，但接着我就看到很多人真的说自己的东西好。

　　记者：说着说着把自己给说信了。

　　王朔：我确实见过好多作家，导演，包括演员，真认为自己天好!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导演我相对还理解，他们担的责任太大了，特别是现在片子要卖钱，卖完之后大家小圈子里头说一点，大家还能接受，刚拍完，复杂的操作过程，我认为拍戏是一个减分的过程，咱们国家电影制作水准还不是工业型的，还是作坊式的，处处都不那么完备，要凑一个特别强的剧组，有这样能力的导演特别少，拍的过程中受各种限制一直在减分，所以电影出来以后，导演脆弱。可是作家、演员你的劳动和创造完全是你一个人控制的，你可以拒绝批评，但是你自己心里应该对自己有杆秤，您再糊涂也不至于觉得自己天好。

　　活到四十岁谁也不许再往下活了

　　记者：据说您年轻时候也接受全国数百家媒体采访，按您的自嘲，也有“唯恐自己红不透，唯恐自己的声音不能传遍千家万户”的时候，您那会儿给自己吹牛逼不?

　　王朔：哈哈，我觉得比较公正的评价就是我当时比较轻狂，我可能也有吹牛逼，但我守一个很严格的界限，我从来不称自己是一个作家，我觉得作家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当然，后来我也接受一个比较宽泛的标准，任何人只要你开始写你就是作家，这叫平等。但我小时候认为，作家还是有一定成就才能称作家，或者别人称呼你作家，自称作家就涉嫌不要脸。

　　还有，我不是意在攻击别人，但小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将来千万不能这样：比如说题词，比如说去大学讲演，比如说自封为大师，或者别人称你大师你欣然应允，岁数挺大了还出来招摇，我说我老了别那样。

　　有时候你会忘了好多年轻时候对自己的承诺。我十岁的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小孩发过两个誓。有一个我已然没遵守，就是活到四十岁谁也不允许接着再往下活了，老了讨厌。这个不知不觉就腆着脸活过来了。还有一个诺言就是咱老了谁都别出来现眼了，咱们别露怯。我小时候看着很多老先生走道儿都不太会走了，后面有一个勤务员提着他参加各种活动。还有一些老作家出来说一些不着四六的话，我说的不着四六是跟他自己的创作没关系的话，成了一个名人，成了一个老演员，还有人把自己当成精神导师灵魂导师，我说咱们可千万别那样。我觉得那就叫寒碜。

　　记者：现在依然有很多老作家老导演们长期雄踞舞台不肯退场以每年一部的速度生产烂小说和烂大片，证明自己存在。

　　王朔：《红楼梦》里王熙凤说老年人爱热闹，所以她挑戏都挑热闹的。但我觉得不是所有老人都爱热闹吧，老了还到处赶场子。有的人自个呆不住，他得跟别人呆在一起。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小过集体生活，到老还要一群人呆在一起才觉得安全。能自己待着，是一种能力。我原来也是跟一大堆人待在一起，但就没待习惯，越来越不习惯。 你经常喝大了，所谓人群中的孤独，你自己其实一腔心绪，但是现场的人跟你没关系。当然不是说化解孤独的手段就是要倾诉，或者要找到知己。没有人能够安慰你。你发现生命特别有限，世界特别虚无，谁能安慰这个事儿?

　　记者：一陷入虚无，集体生活就更没意义了。

　　王朔：对，就全部变成应酬了。后来我觉得能写小说确实是对我是一个帮助，就跟会一件乐器似的，你就沉浸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了，你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儿。

　　关于写作-----我的人生观里没有为文学献身的设计

　　记者：你在写作上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变化过吗?

　　王朔：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好，我只知道什么叫寒碜，你就躲着寒碜写，别写得特恶心就行了，我写作就这么一个标准。现在我也不敢说我知道什么叫好，不过对一个事情我现在会有两三面的看法，事情没那么简单。就以分分合合为例子，现在就不觉得合就一定是好，分就一定是不好，总会把那个事情想的复杂一点，这倒是我现在写东西的乐趣。

　　记者：小说里的情节会始终折磨你吗?

　　王朔：小说也不是每个都一样。小说是你看到那个可能性、你摸索那个可能性的时候它不断地折磨你，你写了那句话，然后你脑子里不断地在复盘，突然又蹦出一个句式更合适，就特别折磨。原来我小说也不这样，就傻想，就一条道走到黑就完了，走不下去就停，现在反而……

　　记者：现在写作反而比年轻时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