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在特殊年代有特殊意义的动词, 到现在仍然催动他的泪腺。比如黑鸭子组合唱蒙古民族英雄《嘎达梅林》:“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呦,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他曾经因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被关押过,也曾在另外一些夜晚目睹过流血。他长时间反思自己的身份,并试图理解自己的父辈,作为部队子弟,他觉得“解放军”之光荣就在于“解放”,而“解放”意味着反抗。“新中国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确实是推翻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他的理解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实现有其先后顺序,错乱不得。 反抗相对容易,但反抗之后的建立艰难又漫长,正如怀疑的洪水漫过,在废墟之上我们选择继续相信什么。他把他的所有阶段的思想感情,都安放到了他正在写的这部史前小说之中,在那里,他将颠覆许多既有成规,随人类的非洲始祖开始一场观念的历险。 “我庆幸我这一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童年创伤、残酷青春、年少轻狂、中年危机统统过去,从一场漫长妄境里醒来的王朔,发现人生赛程已然过半,所余大事,无非是保住晚节。 如果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垮掉的一代”,王朔可算是一代宗师。“垮掉派”的思想轨迹都因循一条“疏离——反叛——迷惘——寻找——宗教” 的路线,就像艾伦·金斯堡在日记里写道:“诗人成了先知。各种形状的爱、受苦和疯狂。他探索自我,在自己身上用尽各种药物,只保存了最根本的感觉……”而王朔的个人生活轨迹更像美国另一个反英雄的写作者塞林格,后者盛极而隐,避世而居,年轻时摹写叛逆,老年作品归向哲学和禅宗。 寻遍老子、释氏、基督……王朔没有归顺于任何一个教宗,但他确实长时间沉溺在世界观的探索之中,这些探索,写进了《我的千岁寒》,更多的将在他正写的这本新小说里体现。 他承认,作为一个写小说和编故事的人,自己总被白日梦和戏剧感包围。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幻觉,他看见自己无数次被粉身碎骨,像炸弹的碎片一样被送到世界各地,生生世世。一个威严的声音在高处向下逼问:你为什么反对我?! “我不需要启蒙开悟,我是自证自悟。在那一刻我明白过来了,我就是撒旦!撒旦是谁?撒旦是破坏者、挑拨者和告密者,这正是我干的事儿。我命定了要干这样的事情,生生世世。” 我庆幸我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 朔爷已经N年不接受采访了。 终于要采啊。他开始犯点儿焦虑:在哪屋聊呢?家里平时太乱,这还得收拾。这屋暖气有点儿不太好,会不会把人冻喽?电表该买字儿了。记者怎么来?怎么走?拍照不拍?怎么说话?有什么不当说、不能写的,可别又捅娄子了。 记者日子也不好过。虽则是,朔爷撂过话,见了女记者他多少客气点儿。但访前功课,网络视频里排名靠前的,十之八九,点开就见他掐着点儿腰,食指和小指比过来,气哼哼地,骂记者。镜头外有道声音在自我申辩,分明也是一女记者。机位架得不错,王老师的手指都快直戳破镜头,从电脑里向我伸出来了,“我告你你们记者不带这样儿的”!——我就这样完成了颇具正能量的访前心理建设。 及至进门,坐定,喝茶,开腔。他瞅我一不擅长说好听的,二不事儿逼问八卦。我瞅他和眉顺眼儿笑模样,目测断无掐过来的危险。聊的和被聊的,才都暗暗松了口气。 录音笔突然坏掉是一件非常邪门的事情,仿佛是要刻意给个机会佐证,当王朔平和起来,是多么好脾气的一人儿: ——“真实不重要,你凭印象写吧。” ——“可是,印象主义不是这么诞生的。” ——“小说是这么诞生的。” 他答应再聊一次,“你带个好录音笔来。”于是我去了。这次,我们又聊了七个小时,我兜里揣了三个录音笔。 爱情是惊鸿一瞥从此不知下落 记者:你很久不出山了,难得最近接了这么多戏的编剧,尤其是徐静蕾《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我奇怪你选这戏的标准是什么?就为帮朋友? 王朔:不是我帮朋友,是朋友帮我。写小说慢,我得靠写剧本挣钱,解决生活问题。 记者:徐静蕾说,如果以后她还拍文艺片儿,她就拿一DV拍了得了,进院线公映似乎只有商业片一条路,因为投资太大了。 王朔:而且中国能接受的商业片也没多少,还有好些商业片类型咱们压根拍不了。能拍的,狗血喜剧是一路,只要政府能接受,也不用写得太高级,写得太高级反而影响卖。我自己就基本不进影院,国产电影基本不看,那些人和事都太简单了吧,都是给小孩儿看的,我这岁数就别看那个了。 记者:《非诚勿扰2》里,用对死亡的讨论代替了对爱情的讨论,这应该不是来自冯小刚,而是来自你。 王朔:爱情故事说穿了无非就是欲望,欲望就要么是满足了,要么得不到满足,写来写去,也就这么点事儿。 记者:老徐这个电影,80后90后的爱情故事,恐怕更加不是你的菜。 王朔:电影主要还是导演的作品,编剧只是一个工具,负责提供导演想要的东西。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要畅销的话,聪明的爱情故事,我还能写,但是我兴趣不大了,我不信那个我怎么能昧着良心写那个。如果由着我的性子来写,我可能还会写爱情小说,但是我会把它写得特别的惨,特别的黑,那种玫瑰色的我现在写不出来 记者:你年轻时候写的爱情也不是很玫瑰。 王朔:我觉得那个确实太欺世盗名,我那时候也并没有那种体会。我对(爱情)这事儿不熟,严重不熟!我没谈过什么恋爱,我所说的当然是用的最高标准,可能我也是被更早的文学作品给晃了范儿了,认为存在那么一类最高标准的爱。当然我们那一代也很鄙视小布尔乔亚那一套,我觉得送花儿这种事情特别恶心,我觉得根本不需要那么表白,而且那个字儿也根本不需要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是了。 记者:你曾经说,你的爱情小说只能指给大家看一条鱼脱水而死,但没能告诉大家,鱼总是要死的,一直在水里也终有一死——你说的就是爱情吧,早年你小说里也写到过某个外国电影表现爱情很高级:男女之间的感情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只是最后败给了时间。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