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赴美留学,焦雄屏选择中国电影为研究对象,此后二三十年间,她担任国际电影节评审、嘉宾,以及影展策展人,不断推动台湾乃至华语电影与国际的对话。对于电影界“教母”的头衔,她往往认为不准确,但三十年来对华语电影的守望相助,从对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合作声援到与大陆影人的相识相知,她与华语电影圈的休戚相关却从来毋容置疑。踏入21世纪已逾十年,如何看待识于微时的第五、六代导演的转型瓶颈?曾经隔海相望的两岸电影,融合发展后将呈现怎样的力量对比?这一切的背后依然有她敏锐的目光。 焦雄屏与王童(左一)、陈意涵、王传宗(右一)在沙龙活动上合影 焦雄屏
台湾著名电影学者、影评家、制片人,前金马奖评委会主席。1953年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政大新闻系,后赴美求学,获得美国德州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电影硕士学位。1981年回台从事媒体工作,与黄建业、陈国富等影评人推动台湾电影改革,台湾新电影运动兴起后,更大力发起讨论推动其发展。后担任多个影展评审,并致力将台湾电影及创作者推销至国际影展,也曾为蔡明亮、王小帅、许鞍华等人担任监制,关锦鹏的《阮玲玉》剧本也出自她与邱戴安平之手。现任台湾电影中心主任、吉光电影公司董事长,并任教于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 焦雄屏作为电影人对华语电影的影响和贡献,当然不仅仅在于她是这些作品的监制,她还是推动华语电影走向国际的最重要幕后推手和导师之一。 谈“第五代”尴尬现状 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对类型电影的 传统不了解 1988年,焦雄屏分别于东京和香港的电影节上,遇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五代”影人,比如吴子牛、田壮壮、张艺谋、顾长卫和顾长宁。隔阂已久,两个“阵营”的电影人相见恨晚,常常二十多个人在酒店房间里席地而坐,通宵达旦地抽烟聊电影,结果一会儿被酒店客人投诉太吵,一会儿又因烟雾引来酒店员工的火警疑云。那个尚需大家凑钱给张艺谋买皮夹克、给巩俐送包包的年代,那个交换人民币和台币并互赠签名如“张匪艺谋”、“田匪壮壮”、“焦匪雄屏”的年代,或许真该叫做华语电影的纯真年代。世易时移,在打个电话都要通过七八个人转接的早已亿元俱乐部时代,焦雄屏对这些大导演的观察仍未远离。 南都娱乐周刊:你跟中国电影人一直关系密切,比如说识于微时的“第五代”导演,如今怎么看他们近十年在创作和市场上的表现? 焦雄屏:你知道时代变得太快,当年大家创作的目标跟动机和做法都比较单纯。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去为了创作这件事情,去做唯一的考量。比如说那时候“第五代”导演最想做的是电影化,或者是电影语言的创新这样的问题。但时代变化那么大,这十年中间中国电影产业突飞猛进,台湾电影跟大陆的处境像云霄飞车一样变。所以其实不只是他们“第五代”导演,在质疑整个制度上的(改变),每个环节的人都在学习新产业环境。所以这个过程对大家的挑战太大了,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跟步骤。有些导演像张艺谋,当年他就受到《卧虎藏龙》对产业界的剧烈影响,所以他再投身到产业界的变化,(就有)像《英雄》跟《十面埋伏》乃至《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么他也一直在摸索,在变动环境中他应该做的创作跟扮演的角色,其实他的代表性也很强。 南都娱乐周刊:张艺谋这十年对商业大片的探索,如何评价个中得失?因为直到去年的《金陵十三钗》,在大陆也有一些批评声音。 焦雄屏:我觉得他在这个选择变动的状况下,他的资讯不够。比如说《金陵十三钗》是非常好的题材,但他处理上有一些……呃,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监制应该尽的责任。监制在把握方向跟创作之间与导演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拉扯关系,但他们没做到。这个拉扯关系是正面跟良性的,不应该是负面跟恶意的。通常监制跟与导演在创意方向和场效应中间拉得很准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因为导演做大跟监制做大,都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我的感觉他们现在是在失衡状态。 南都娱乐周刊:现在也看到他有调整的可能,比如合作伙伴不再是张伟平。 焦雄屏:他有变化了。但是我觉得张艺谋周边的人,应该帮他去找到更多机会和比较有利的合作对象,而不是完全以市场为选择,这是选择合作伙伴的基础。 南都娱乐周刊:那么对陈凯歌、田壮壮,他们这些年的探索又怎么评价?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