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弹性度很高的导演,黄建新既能拍标新立异的《黑炮事件》,也能拍中规中矩的《建国大业》,他也拍过反映家庭、人际伦理道德的片子,却坦言自己和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个月。在他漫长的三十年导演生涯里,他的作品数量算不上多,各地举办的黄建新作品研讨会却层出不穷。如今他已然在监制的道路上轻车驾熟,他最近监制的一部片子是由他儿子黄雷导演的处女作《愤怒的小孩》,深知电影工作漂泊不定的黄建新本刻意给儿子选择了一条走工科的道路,没想到“子承父业”这个道理,有时并不是预计的那样。 黄建新 导演、编剧、监制。16岁参军,1975年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任编辑、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导演,现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代表作有《黑炮事件》、《站直了别趴下》、《求求你,表扬我》、《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其监制履历也极为丰富,有《大腕》、《和你在一起》、《投名状》等。 在“第五代”中标新立异 “我写的导演阐述,60%的人不懂” 说黄建新是“第五代”导演,难免会让人有疑惑,他的名气没有张艺谋、陈凯歌大,也不像大部分“第五代”导演那样关注宏大的历史题材,反而常常在电影里注重描绘左邻右里的家长里短。他说他那会儿不知道先锋是啥,只知道自己要标新立异。“第五代”的拍片风格已然很突破,黄建新则是要在这种突破中充当标新立异派。有趣的是,在他拍的很多片子里,他写的导演阐述让当时60%的专业人士看不懂,他的片子本身,却深受许多中国观众的欢迎。 南都娱乐周刊:你独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黑炮事件》改变自小说《浪漫的黑炮》,据我所知,当时这是个冷门的选择? 黄建新:对,当时有好几个备选题材在商业性上都比《浪漫的黑炮》好,但《浪漫的黑炮》讲的是由一件小事越繁衍越大,结果弄成那么大的一件事,这是中国多少年的一些规律所在。里边的人物形象很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政治的运动中,被迫把他们的人性缩到龟壳里的代表,这类人物虽然有原则,但是被裹在处处设防的心理状态里,挺有深度的。 南都娱乐周刊:你导演生涯的初期,追求先锋是你的目标吗? 黄建新:我那时候是标新立异派的,每部电影都要标新立异,我那时所有写的导演阐述,我敢保证当时60%的人是看不懂的,全是抽象理论,我会用很多理论的词表达我的想法,当然现在不会再做这件事了。其实电影这个事吧,可以无限大,也可以非常小。 南都娱乐周刊:你在一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拍什么了?有探索的过程吗? 黄建新:有探索的过程,我拍电影的时候,大家都说我的电影是一个新的表达方式,不论是构图、叙事和象征,都保持一个基本的叙事,但是有大量的隐喻和象征在电影里面,所以大家读我的电影会读出无数个版本。 南都娱乐周刊:你是军人出身,拍电影的内涵却挺“反动”的啊? 黄建新:当兵这段是历史,那时候要不下乡,要不就当兵嘛,当兵有比较好的出路,我就当兵了。不管你愿不愿意,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当时的状况是你要是愿意以后能留在城市工作,你最好去当兵。 南都娱乐周刊:虽然你归属“第五代”,但你的风格独树一帜。 黄建新:大家都这么讲,我也没太觉得,我就觉得我就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对一个事情我看问题没有那么极端,但是我会对实质有感觉,对本质的最终端的那个东西有时候能感触到,所以我会通过我自己的表达方式去终极的那个东西有所触及。 南都娱乐周刊:这是一种天生的艺术感悟力或个性吗? 黄建新:不知道,有时候看一些更好的电影就觉得太牛逼了,我想不到。 南都娱乐周刊:什么时候拍电影觉得不再具有年轻时的那种先锋心态了? 黄建新:我当时拍片的时候算是全国比较年轻的导演,29岁时拍第一部电影,1985年拍片时29岁的导演非常少,那个时候“文革”刚完,老导演都出来工作了,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再去做电影的时候,就跟年轻无关了。 南都娱乐周刊:跟年轻无关是指哪部片子终结了你的先锋性吗? 黄建新:九十年代末我最后拍了一部《妈妈到了更年期》,后来改名《谁说我不在乎》,这部电影商业很好,是全国票房第二。 南都娱乐周刊:《谁说我不在乎》之前的《背靠背,脸对脸》,感觉非常的作者电影,那会有特别的心境吗? 黄建新:就是非常作者电影的过程,就是完全不管别人,它是慢慢渗透,让你领悟的电影,很冗长,两个多小时。 南都娱乐周刊:但是后来的《求求你,表扬我》,依然饶有趣味且很年轻啊,似乎你骨子里仍旧避免不了是憋着一股“坏劲儿”? 黄建新:2005年拍《求求你,表扬我》依然是非常先锋的方法,很多人都在猜测剧情的很多部分那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在广场上碰到谁了,那是幻觉啊,还是真的啊? 南都娱乐周刊:但是大家并没有把《求求你,表扬我》归为先锋三部曲,是归为心理三部曲,你还有一个城市三部曲?你认同这些给你的归类吗? 黄建新:其实这是评论界的创作嘛。我们是拿生活当素材,评论界是拿我们当素材,所以这是两个工作,认不认同,它就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没拍片,去外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时在一个悉尼的电影电视广播学院做访问学者。回来我发现跟我走之前是完全不一样了,价值观都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想当老板,那是一个巨大变化,然后我就又拍了几部片,拍完了好像又没把我想说的说完,就继续再拍。
“我的电影被改的次数都很多”
(编辑:admin)以谢飞为表率的老一辈导演带领新一辈导演都在呼吁中国的电影分级制度尽快确立,黄建新也参加过多次关于中国电影分级制度的会议探讨,在导演和监制履历上都很丰富的他,对于“分级”、“被毙”这样的字眼已经司空见惯,在他的电影里,“改”是家常便饭,他不愤青、不硬碰硬,所有的嬉笑怒骂,都融进了电影的每个细节里,即使这删一点那删一点,也难以破坏掉原片的那股精神气儿。 南都娱乐周刊:你觉得那两年的时间,中国为什么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黄建新:我也不知道,中国就变得太快了,走之前和回来差了两年,就变化特别大,所以那时候就引起我的好奇了,我就到处乱逛哒,何平跟我去海南,到处都在盖房子,海南有个地方一天房价就涨了十倍,之前听都没听过,有点像美国西部开发的感觉。我觉得人在这个巨大的变化中一定非常有趣的,可能很多东西在一天之内就颠倒了,所以我正好看了《左邻右舍》,他就写这个,原来是一个干部,是最牛逼的,突然改革开放了,干部钱最少了,一夜之间就掉了个了,心理就发生变形了。改革在一个阶段里出现的一些价值观的错位,这些错位就带来了所有对人类本来的智慧跟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劳动之间的那种判定错位,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权力在这个过程的微妙变化。 南都娱乐周刊:像做这种意识形态的片子审查时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吗? 黄建新:从来我的电影被改的次数都会很多,几乎都没有怎么顺利过,改得最少的一部电影也有三十处,我打电话给作家说那边半天没吭声,问:“你说改了多少处?”我说:“28处,这是我改得最少的电影。”她说:“啊?28处还是最少的电影啊?” 南都娱乐周刊:你的那些片子被改的时候,电影局里的意见通常是什么? 黄建新:就是有些地方告诉你不行啊,你要剪啊,改啊,每部电影都会遇到这个现象,多多少少,《黑炮事件》就比较极端啦,我们好像是改了七十多个地方,花了几个月改,本来说都改好了不会再改了,我在去上海的路上,半截就被叫停,就说又停了,再等。 南都娱乐周刊:中国电影影审查至今在逐渐变化,可是分级制度依然确立不起来。 黄建新:在“文革”前我们整个的宣传体系是另外的一个东西,“文革”后我们的电影出现了那么多的方法,大家会很兴奋在一个情节上,比如接吻。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的经济开放,社会体系的变化,其实电影也在变,你内容涉猎的方法也在变。我都参加过好几次关于电影分级的会议。 南都娱乐周刊:中国电影分级这事是一直停留在一个尴尬的阶段是吧? 黄建新:立法的程序是非常复杂的,立法跟条规不太一样,一旦立法,修改条文会很难,行业规范虽然有效,但如果大家罢业了,其实立刻可以颁布一个新的文件就可以修正,立法有历史的局限,一旦立上了,你觉得不对,就麻烦了!所以一般的立法都会花很长的时间,任何一项立法都拖得非常长,这正常。 南都娱乐周刊:你认为导演年纪大了之后或者是拍电影的成就很辉煌之后,应该向监制道路上发展吗? 黄建新:有一些导演会监制一些戏,他不是长久做这个事,陈国富是一个。现在逐渐多了起来,因为电影的体制是有工业化可能的,它有庞大的市场和人口基数。我做监制是通过自己的方法尽量为演员和导演要到更多时间,我给导演提供的拍摄的时间都长,我一般都会要到一百天以上制作期,但是你通过你控制成本的方法使钱并没有增加,就可以了,老板就没意见。比方说我就是一个亿的投资,多拍10天,没意见,我知道多拍十天一定比少拍十天好,就是这样。对电影生产的质量会有保证。 南都娱乐周刊:你怎么看待中国导演的更新换代问题? 黄建新:改朝换代就是说新的一批人要走到电影的最前沿了。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大家说,“第五代已死”,还有很重要的一篇文章,认为历史上没有他们了,结果这十年在电影场上站着的,每年拍戏赚钱的还是他们,每年往全球送电影的还是他们,等于这之后没有大的变化。我的感觉是根据这一年多不停的新导演创造的奇迹,黑马的奇迹,证明这已经变成一个历史的力量,不是个别现象,如果你只是一年一部,两年一部、两年三部,这不是事儿,这就已经不是我们去总结他,他们已经在开始替代了,他们已经在发生了,只是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我没有站在导演角度说这个事。我站在监制来说,因为明年我可能还要监制四五部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会给投资者提一些建议,比如我会说“不如这个戏花六千万投资给年轻人去做吧”。 南都娱乐周刊:现在拍电影的指向性和你刚入行时的环境,最大差别在哪? 黄建新:那个时候拍电影从来没有票房概念,导演不用管票房,你拍完了,电影公司给了你六十万吧,你只要卖了七十万,你就赚了十万了。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以前拍一天戏也才补贴两毛多钱,一个月就一百块的收入,所以你赚个十万、二十万,对于一个电影厂来说非常重要,一年一百多万就够这个厂子支撑了。而现在的电影市场对导演的要求是你拍了电影,你要面对市场,首要问题就是:能进院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