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郑杭生先生于今晚九时左右因病逝世，享年78岁。郑老先生曾任人民大学副校长，亦是人大首批一级教授。先生致力于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开创了社会运行流派，影响超越了社会学界。大师已逝，精神长存!

　　记忆中的小学和中学时代

　　现在，我介绍自己时，说三句话，人们很容易就记住我了。第一句话是“我姓郑，生在杭州，所以叫郑杭生”，这说的是我是哪里人。第二句话是“远看五十几，近看六十几，仔细一看七十几”，这说的是我的年龄。第三句话是说我“蒙受了不白之冤”。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群老教授聚在一块儿等待接见，戴逸老师看了我一会儿，问：“杭生啊，你这个头发染过没有啊?”我说：“戴老师，我这个头发是爹妈给的，‘原生态’的，从来没有染过。”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杭生啊，你蒙受了‘不白之冤’了!”现在，这三句话已经成为我的标志了，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不用多说，光是这三句话就让大家牢牢地记住我了。

　　就我的经历来说，我的祖籍是浙江温州乐清。乐清现在有120万人口，差不多有40万在外地。关于乐清有一句名言：“有车轮的地方就有乐清人，没有车轮的地方也有乐清人。”现在乐清人在北京还有同乡会、商会，他们有的还聘我做顾问。

　　我父亲是个农民，后来自学了一段时间，到杭州高等法院做了书记，这个书记其实就是“记录员”。我1936年在杭州出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两岁。接着我们全家逃到浙江余姚。那时候浙江有三北：姚北、慈北、宁北，我父亲和我哥哥就到了姚北。一开始他们在沙田区工作，后来又搬到城里，随后又到了南部四明山区的梁弄镇。

　　在南部四明山区，有一些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吃的东西都没有油水，还经常吃竹笋，而竹笋是吸油的，所以吃了之后更难受。另外，小孩子得寄生虫病的也很多。与此同时，战争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离很远就能看到炸弹投下来。到沦陷区去的时候，因为我年纪小，挑夫一根扁担两个筐，一个筐放着行李，一个筐放我，过关的时候，日本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殴打挑夫。这些事情都深深刻在我脑海里。

　　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是在余姚度过的。余姚县阳明镇这个小城，以姚江为界，分为江南城和江北城两部分。我家住在江南城的学弄里，进去就是以前的孔庙，那里有个第二小学。1944年，我开始在那里读书。1950年，我考入了地处城北、很有名的余姚县立中学念初中。也许是男孩子，智力开发得晚，我初一的时候还是比较调皮的，不过爱好文艺，自己偷着看《三国演义》等书籍。到初二的时候，我就知道用功了。那时候初中有代数、几何课，我基本上不用专门做题，其他的同学来问我题目该怎么做，我一边给他们解答，一边把我自己的题也做了。在这一时期，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在我的启蒙老师张斌的耐心指导下，学习了一些钢琴练习曲，并且担任校合唱队指挥，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1951年的时候，我在《文汇报》上发表征文《我爱姚中》的小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获得了“品学兼优奖”，从此自己的信心也增强了。

　　我1953年初中毕业。中国的户籍制度开始严格实行是在1958年，所以那时还能自由选择外省的学校。我有个哥哥在上海，所以毕业后我有三个选择：考杭州高级中学、宁波中学或者上海中学。上海中学原来叫“江苏省立一中”，解放之后改称“上海市上海中学”，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淘汰率很高，上海人一听到是上海中学的学生就肃然起敬。在自信心的驱使下，我决定报考上海中学。决定之后，我就出发了。先乘小火轮沿着姚江到宁波，再乘大火轮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哥哥问我：“你考什么中学?”我说：“上海中学。”那一年有8 000人报考，只录取400个，我哥哥打量了我半天说：“你行吗?”我说：“试试吧。”结果我考了153名，被录取了。可以说，在我的学习生涯中，考高中是最难的，因为后来我上中国人民大学是保送的。

　　上海中学实行住宿制，只有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虽然我家离学校不算太远，但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我一般周末都在学校，并不是每个星期都回家。那时候上中的教学质量很高，教我们的那一批老师后来都到大学教书了。因为知道学习机会难得，所以我学习特别努力。我们小地方的孩子到了上海，除了外语差一点外，其他的像数学、语文、历史这些科目的成绩都是相当不错的，过了半年我就差不多又是全班第一了。上中每年都有作文比赛，我的参选文章得到了一等奖。因为学习成绩和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我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当然，在上海中学也有一些烦心的事情，比如学习普通话。我们这些外地人普通话说不好，上海人老笑我们浙江人说话，不过那样的环境对我学普通话很有帮助，普通话在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嫁”给中国人民大学

　　1956年我高三毕业，中国人民大学那时有提前招生权，在全国统考前招生。我的成绩符合条件，所以没有参加全国统考，被保送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选择志愿时，我那时还什么都不懂，看到哲学系的介绍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我想自己这两者都喜欢，于是就报了哲学系。那时候，进哲学系比进其他系难，学制是5年。在入学前的那个暑假，我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觉得挺有意思，所以选择哲学也符合我当时的个人兴趣。

　　进入人大哲学系后，我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一年人大第一次招高中应届毕业生，以前都是招调干生。当时人大哲学系一共招了大约200人，分成7个班，都是各地比较优秀的学生。在5年的学习期间，我研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听了不少校内外名师的讲课。当时《人民大学周报》还让我做通讯员，我给《周报》写了很多东西。此外，我还和经济系的谭宗伯一起创作了一首名为《毛主席描花人民绣》的歌曲，作为《人民公社大合唱》的第六曲，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在当时流传还挺广。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