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我从英国回来后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了这两个研究机构，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展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而在学生的培养方面，从1985年到1992年，我先后培养了5届分析哲学硕士研究生和7届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张建明就是我校社会学第一批硕士生。1994年，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刘延东同志也是在我这里取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的。从1987年到1992年，在我的主持下，社会学系还先后招收了六届本科生。

　　在此期间，因为学术研究的关系，我还与胡绳同志相知。从英国回来之后，我先是于1985年7月2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随后又在《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创刊号上发了一篇《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当时该刊主编张琢曾给我打来电话，说此文受到了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绳的好评，后来胡绳还通过我校领导李文海教授向我转达了他的看法。此后他在家中接见了我，主要就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以及社会学对象的两个观点交换了意见。他认为，我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的观点，解决了社会学领域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主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批判的、革命的，而对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的、建设性的;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就此，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了新的定义。此外，1986年的时候，第三期《红旗》发表了我的文章《正确看待现代西方哲学》，胡绳看后也很赞赏。

　　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学研究领域。关于社会学，我主要建立了两个平台。

　　一个平台就是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的博士点、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凡是体制内的资源我们都争取到了。我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给我提供了很多条件和机会，社会学界也让我担任了很多重要职务，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五届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学科评审组组长，中英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会长，等等。

　　在社会学的发展方面，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我们自己的学派，即社会运行学派。我先后提出了几个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还有社会互构论，每一个理论都有相关著作予以支撑。社会运行学派就是以我的学术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我们后来编了一本书，名字叫《社会运行学派的成长历程》，副题是《郑杭生社会学思想书评文章选》，这本书将1984年以来别人发表的对我的学术评论文章整合在一起。社会运行学派直到现在还很有影响，特别是出版了《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这四卷五本书之后，在学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现在很多人都在对社会运行学派的有关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很多博士生还用学派的观点来分析现实问题，比如用“社会互构论”的观点分析自杀的类型、贫困的原因以及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的问题等。以前分析问题都强调社会原因或者个人原因，我们从“互构”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塑造了个人，个人也在塑造着社会”，这就抓住了关键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筹办一份杂志，这样能更好地宣传学派的观点，扩大学派的影响。

　　我在社会学领域建立的另外一个平台就是培养人才的平台。在创建学派的同时，我还培养了一些很不错的学生，他们有的从政，有的搞学术研究，在所在的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像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李守信、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张建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这些都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就更多了。现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的洪大用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位，他得过200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这篇论文迄今为止还是社会学界唯一的一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另外一个学生黄家亮获得了201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现在我们学校社会学系的李路路、郭星华、陆益龙都是我的博士生。为了学术思想的传承，我觉得在人才培养方面还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大工作力度。

　　除了培养社会学的研究和实践人才外，在这一阶段我也开始着手撰写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专著，并且开始组织编写《社会学概论新修》等教材。随着社会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先后参加了意大利、美国、秘鲁、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举办的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发表演讲和学术论文，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可以说，近二三十年来，虽然我逐渐把重点从哲学学科转移到社会学学科，但直到现在，我仍然感觉自己受益于哲学。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一些学术成就，与我曾经系统地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训练不无关系。哲学看待问题的视角，透视思想的深度，以及对待各种思潮的态度，所提出的方法论，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洞察力。就我自己来说，我的社会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就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影响，比如萧前老师的哲学思想就对我的社会学研究很有启益。我认为，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具体学科，永远需要哲学的指导，也确实需要从哲学中汲取灵感、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当然，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哲学也有一定的区别，它更是一门实证性或经验性的理论科学，能够证明和证伪。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要求自己开设的课程既要有哲学的深刻性，又要有社会学的现实感。马克思主义学院为博士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前沿”课程，我依然是其中的授课教师之一。

　　担任副校长，积极做好国际交流、职称评定工作

　　我从1987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直到1997年，前后一共10年时间。我长期分管外事等工作，在这10年间，我觉得我给中国人民大学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当时英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叫杰姆斯，我跟他接触多了，比较熟悉之后，有一次我就带着一种批评的口吻跟他说：“你们英国人就是眼光短浅，你们老是支持办语言学校，然而跟一个大国的联系，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政治、国际关系、经济、社会、环境这些才是主要学科。你们大部分注意力都只是放在南方，而北京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你们应该也支持北京高校的发展，并且不仅仅是语言类的学校。”我还告诉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乐意保持与美国和欧洲交流的平衡，我们也希望欧洲能有自己的影响。他非常赞同我的观点，回去研究之后，他告诉我：“我们好好合作吧!”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