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之后，我集中力量从哲学的角度揭露、分析、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做了不少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工作。我在国内主要报刊发表了近20篇文章，如《“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论形而上学猖獗》等，其中发表在1977年《红旗》杂志第7期的《批判折衷主义，还是攻击两点论》一文，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在《北京周报》第48期予以转载。由于这些作品，我在全国的知名度极大地提高了，还被戏称为人大几大“秀才”或“才子”之一。

　　与此同时，我还积极参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表了《为真理而斗争》、《立实践标准，破主观标准》等文章。1979—1980年期间，针对当时长期困扰我国理论界的“阶级”属性问题，我曾与李秀林合作在《人民日报》发文提出划分阶级只能采用经济的标准，对“阶级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提出了质疑。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秀林、吴树青合著的《〈论十大关系〉中的辩证法》。197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独著的《本质、现象、假象》。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我的所有文章和著作都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而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我的兴趣部分转移到了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上面，开始参加当时在北京举行的、由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并与人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一书，198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留学归国后创建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和社会学研究所

　　根据邓小平同志1979年恢复派遣留学生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从那时起开始陆续向不同国家选派学者留学。当时有一个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英国进修哲学的名额，主要方向是分析哲学，我那时已经45岁，应该说不年轻了，但是我觉得时不我待，应当出去看一看，于是通过各种考试，取得了资格。说来也巧，我本来预定的是去英国伦敦大学所属的哲学系进修分析哲学的，后来他们要求交学费，而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系免收学费，于是我就通过使馆转到了布里斯托大学专攻社会学，他们还给了我一个副研究员的头衔。这样，我就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研究社会学的道路。

　　去英国前后，还有两个小插曲，第一个小插曲是1981年11月8日去英国的时候，有关方面和家属委托我在路上照顾费孝通教授，这使我有幸当面聆听到费老许多关于恢复和重建新中国社会学的想法，和费老的交谈，给了我许多直接的启发和启示。第二个小插曲是时任哲学系主任的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写信给我，说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当务之急是现代西方哲学而不是社会学，他的好意提醒，又使我在进修社会学的过程中，不得不将哲学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样，我在布里斯托大学就一边进修社会学，一边进修分析哲学。

　　在布里斯托大学进修期间，我认识了钱伯斯博士，他是英国人，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但中文比较差。我们两个人关系挺好，每个星期三在酒吧见面，他教我英国的东西，我教他中国的东西，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后来他当了外交官，是英国驻香港的商务专员。另外，我也在《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比如《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等。

　　可以说，到英国留学是我的一个学术分水岭，这以前我主要是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时在哲学界虽小有名气，但只能算是小打小闹。1983年底，从英国回来之后，我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主要研究社会学。当时受学校之托，我分别筹建了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还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罗国杰教授写信给我，希望我回来能够开设现代西方哲学方面的课程，所以我重新买书，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同时开始筹划成立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回国后，1984年3月12日，我被正式任命为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成立初期，我们确立了进人原则：眼观六路，博采众长，避免近亲繁殖。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先后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引进了一些“现代西方哲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同时也在人大哲学专业和西方哲学的硕士生中挑选了一些合适的人才，使教研室的教师人数迅速增加到七人。但后来由于三人出国未归、一人考上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人数又逐步减少了。

　　“招兵买马”的同时，我们也正式开课了。1984—1985学年第一学期，教研室给哲学专业本科四年级(1981级)系统地开设了“现代西方哲学”课程，我主要负责讲授绪论和科学主义思潮部分，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等，一共30多学时。这门课程得到了学生的好评，于是从此以后就作为哲学专业的必修课固定下来，并且课程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后来，随着我们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很快又在校、系两级开设了“存在主义”、“萨特与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解释学”等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开设，引起了同学们的普遍关注，很受他们欢迎，特别是其中一些选修课，如“存在主义”，选修人数达100余人，经常座无虚席。这不仅活跃了学生的思想，同时也促进了我们对这门课程的教学与研究。

　　除了开设专业课和选修课外，我们还开设了一些讲座。1984年9—10月间，《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的哲学编辑李冠英同志邀请我主持面向全国高等学校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论”讲座，并在《教学与研究》上分9期刊登由我校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教师共同编写的8篇文章。这一系列讲座既扩大了我校现代西方哲学在全国的影响，同时也为我们编写现代西方哲学的教科书作了准备。后来，我们与《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合作，在上述讲座的基础上，我主编出版了《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要》一书。1988年2月，我和魏金声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也正式出版。

　　在社会学领域，我也牵头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1984年9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我担任所长，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紧锣密鼓地开始招兵买马，组建工作班子，于1986年建立了社会学硕士点，并开始招生。对我来说，社会学真是白手起家，一步步建立了硕士点、博士点，进而建立了重点学科，并且在一级学科里排名全国第一。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