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后，直到现在，我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人大，算是一辈子“嫁”给了人大。在人大当学生这些年，我觉得最有收获的一点就是遇到了一大批名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指点，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当时我们哲学系的系主任何思敬，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学家、哲学家，在延安的时候还担任过毛主席的法律顾问，还精通德语和英语。我们系的萧前老师更是我的恩师。1961年上半年，我即将本科毕业，当时正在选择到哪里去工作。我曾想自己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又有走“白专道路”之嫌，争取了多少年入党都还没有如愿(我直到后来到湘潭农村参加了一年“四清”运动后，才于196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不利的政治条件，使我觉得留在人大可以说是一种根本不敢想的奢望，只能选择到那种自认为我还能去的地方。我曾想过去南昌，一位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姐姐在那里。我也跟许多同学一样，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但我心里很怀疑自己在政治上是否合格。

　　直到1961年的6月底，正当我为自己的前途反复猜度之时，组织上通知我，我被留在当时萧前老师主持的人大哲学研究所。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让我感动不已，久久难以平静。我后来才知道，把我留在人大是萧前老师力主的结果。在我报到后不久，萧前老师——当时我们尊称他为“萧公”，他比我大12岁——找我谈话，谈到留我做他的助手之一的理由，主要是他觉得我对马列经典著作比较熟悉，外语较好，文笔可以，人还勤奋，为人不错等，给了我很多鼓励，也消除了我多年藏在心里的压抑感。我对萧前老师非常感激，前几年在萧公病逝后我还专门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怀念恩师萧公》。应当说，留在人大，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起点、难得的机遇，是我人生道路、学术发展上最关键的一步。

　　留校后，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哲学领域。1961—1962年期间，萧前、吴传奇、关锋、陈先达老师主讲“辩证逻辑”，我担任他们四位老师的助教，先后为哲学系本科五年级和研究班三年级辅导。第二年我开始讲这门课，第三年独立开课，后来还到北大去讲这门课，听众是哲学系本科五年级。可以说，本科毕业就当教师，并且很快能独立支撑一个课堂，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教学工作之余，我也在努力撰写文章、翻译著作。1963年5月3日，《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发表了我的一篇学术论文《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首先是建立科学体系的正确方法》，这是我对当时学术界关于“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争论发表的自己的一点见解。1965年，苏联哲学家柯普宁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一书作为译著正式出版，我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翻译工作。

　　当然，那时候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师生分三路参加“四清”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所在的这一路被分配到湖南湘潭的“四清工作团”中。在那里待了一年。团长是谭震林。这个团规格很高，谭震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我们叫他“谭教授”。以前有一个说法是“湖广熟，天下足”，但一到湖南，我就感到与浙江的差距实在太大。湖南当时不仅穷，而且因为“大炼钢铁”，把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了，当地群众生活很苦。我们作为工作队员，生活也很辛苦，伙食非常差。不过参加这次运动也很锻炼人，我学会了吃辣椒。

　　后来“文革”开始了，学校里“人大三红”和“新人大”两派争斗很厉害。我那时是属于保郭影秋这一派的，我和另外几个同志还组织了一个战斗队，主要负责宣传工作。我是个做什么事情都很专注的人，对方喇叭一广播，我听几句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就开始写应对的稿子。广播一停，我们的喇叭就开始广播，反驳对方的观点。在这段时期，我练就了听广播快速写稿子的本事，但因为写稿子，晚上睡得太少，后来把身体弄坏了。军宣队进校那天，在人大原文化广场集会，我一站起来，在太阳下晕倒了。

　　之后，我和人大大部分老师一样，去了江西余江人大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当了三年石匠。当时需要我们自己打石头，自己盖房子。采石头既是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七八斤重的锤子，一天要打万把下。有时锤子没有打在钎子上，而是打在大拇指上，我的大拇指盖一共掉过三次。每次打到大拇指上，都要钻心疼好几天，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打石头先是采毛石，即开出四边都是2米宽、20厘米高的大石头。这样先要在四边打一条20厘米深、8厘米宽的沟。这个工作完成之后，需要在大石头正中间打一个直径30厘米、深20厘米的圆洞，在圆洞底部打进去四个楔子，并在四个楔子上面的几个点轻轻地、均匀地敲，慢慢把一块石板掀起来。如果用力不均匀，厚薄不均，这块石头就废了。一块石板掀起来之后，把它切割成大概25块，这个叫“毛石”，还得再加工，之后就可以当砖使。一开始，我们加工起来不是很熟练，后来就非常熟练了，一眼就能看出平不平。我们最后的产品——“加工石”就可以上墙了。我们这些住在“水晶宫”的“打石连”战士，还需要帮助村民干农活，因为我们都是小辈，这种劳动的事情我们都得参加，所以我们戏称自己是“常委”。比如，采茶的时候去支援采茶，插秧的时候去支援插秧。夏天先“抢收”，后“抢种”，这样的“双抢”我们都得参加。

　　过去人大都是隔系如隔山，从来不接触。去干校的时候打破了这个隔膜，各个系的都混在一起了，所以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人，像经济系的胡钧、卫兴华、吴易风，党史系的许征帆，新闻系的郑超然等。在干校的时候，还有好几位教师意外死亡的。像担任过教务长的铁华游泳的时候淹死了，还有经济系一位教授项冲，他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经济学家，结果安排让他放牛，住在牛棚里，反差太大，他接受不了，喝敌敌畏自杀了。还有一些人使用电锯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削掉了，等等。

　　从干校回来之后，人大被停办，整个哲学系被分配到北师大。这是郭影秋同志高瞻远瞩的想法，一个系的教师干部按建制成块进行分配，恢复的时候就能成建制地回来，我们把这叫做“批发”。从1972年到1977年，我在北师大待了大约五年，这期间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逐步恢复，并且常常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那时我主要讲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面向北师大哲学进修班、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的人大哲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统地开设了“反杜林论”这一课程，同时负责编写《〈反杜林论〉哲学编解说》一书，该书1979年以校内用书的形式出版。此外，我还带着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去清河卫戍区学军。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