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研究表明，贝多芬终生饱受政治力量的冲击。 贝多芬在艺术史上是个独特人物——光彩夺目，魄力惊人。他的风格不但影响了后世所有音乐家，而且塑造了整个音乐体系。专业管弦乐队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连续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指挥的艺术是在他之后出现的。现代钢琴在音量与灵活性上的提升，也要归功于贝多芬的要求。录音技术的发展也与他有关：1931年第一张33 转的商业黑胶唱片里面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代CD光碟的时间被设定为七十五分钟，目的是能够完整容纳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音乐厅本来只是人们轻歌曼舞的休闲场所，在贝多芬之后却成了严肃艺术的神圣殿堂。聆听音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必须全神贯注，主动参与，才能领会贝多芬的深度和他那开创性的手法。音乐家的舞台上奏演着无形的戏剧，如同神庙传递着音乐的启示。 贝多芬最大的成就，在于为后世所谓的“古典音乐”立下了标准的范式。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已故作曲家的作品开始充斥音乐会曲目，大师作品的圭臬形成，贝多芬如日中天。学者威廉·韦伯(William Weber)证实，对过去的迷恋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方式加以体现，那是一条上升的直线：1782年，莱比锡上演的已故作曲家的曲目占全部曲目的百分之十一，而到了187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百分之七十六。韦伯将1807年贝多芬庞大而狂暴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在莱比锡的演出视为转折点：这部作品在演出仅仅一周后，便“应听众的请求”重新演出，并且享受到最后出场的尊贵待遇。据一位乐评家记载，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也“不断接到重新演出的请求，甚至连最出众的管弦乐队也发出了这样的请求。”最重要的是，贝多芬音乐架构中那令人沉迷的复杂性——他那通过对简单动机的不懈发展，编织出庞大结构的独特手法——使得古典音乐有了重复演绎的可能。不是说巴赫、海顿、莫扎特等贝多芬以前的音乐巨人没能通过变奏的智力游戏达到让人反复聆听的地步，而是说贝多芬让反复聆听的过程变得更加诱人，不可抵抗。没有哪个作曲家像他那样努力去避免在音乐中出现令人厌倦的内容，从而让一个人愿意成百上千遍地聆听或演奏同一首乐曲。 于是，贝多芬就像被封神一般，他的阴影不仅笼罩着后世作曲家，甚至也笼罩着之前的作曲家。他在世时，人们对他的尊崇便不断增加。1810年，以富于神秘色彩的幻想小说闻名的作家兼作曲家E·T·A·霍夫曼对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进行了独到的点评： 贝多芬的器乐作品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和无限的可能性。这里闪动着刺透暗夜的光芒，我们开始觉察到那来回摇摆的巨大阴影，它离我们如此之近，摧毁了我们内心的全部感受，只剩下无尽的渴望所产生的痛苦。在这痛苦中，每种欲望都随音乐的起伏而上升和下沉……贝多芬的音乐启动了掌握着敬畏、担忧、恐惧和痛苦的装置。 这是种新颖的评论。音乐被赋予了超凡和变幻的力量：乐声回荡于尘世的上空，同时改变了凡俗人类的进程。贝多芬的音乐，在某些方面符合了霍夫曼为音乐设计的这种重要角色。一代又一代过去了，贝多芬始终位列时代的前沿：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交响曲的演出与对自由的渴望被联系在一起;二战时期，第五交响曲开篇那著名的“三短一长”被用在摩尔斯电码里，意为代表着“胜利”(victory)的字母“V”;1989年，伦纳德·伯恩斯坦在倒塌的柏林墙边指挥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们自己似乎开始在认同这种音乐的过程中编织神话，”学者斯科特·伯纳姆(Scott Burnham)写道。然而这种崇拜对后世作曲家来说是很大的阻碍，他们必须在贝多芬霸占着荣耀的领域拼命竞争。我年轻时曾想成为一名作曲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波士顿交响乐厅看到“贝多芬”之名镶刻在舞台拱顶上，又羡叹又沮丧。它好像在说：“别想了。” 造成这种困境——一位艺术家由于太过伟大而妨害了他所从事的艺术——贝多芬本人是没什么责任的。没有迹象表明他故意打压后辈。虽然他希望后世能对他感兴趣——否则他不会保留那么多手稿——但他从未以霍夫曼等人赋予他的夸张地位自居。“音乐之外的一切事情，我都做得很糟，而且愚蠢，”他曾经这样写道。而音乐则是用来进行严厉的自我批判的。历代听众都把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视为西方艺术的巅峰之作，但他对出版商谈论这些作品时却说，“感谢上帝，里面的想象力匮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个评论在将近两百年后仍然令人吃惊，不仅因为这是对自己刻薄的低估——就如莎士比亚认为“《暴风雨》不像我早年的戏剧那样平庸”一样——还因为它对当代音乐生活是种无形的挑战。不去演奏在世作曲家的作品，而是演出贝多芬的作品，就是展示匮乏至极的想象力。 关于贝多芬的书籍不断增多，体现出这种狂热的崇拜正在持续增加。今年夏天，作曲家兼评论家扬·斯瓦福特(Jan Swafford)出版了近千页的贝多芬传记《贝多芬：苦闷与成功》(Beethoven: Anguish and Triumph)，而在此前出版的贝多芬相关著述还包括：约翰·苏赫特(John Suchet)的《贝多芬：启示者》(Beethoven: The Man Revealed)、尼古拉斯·马修(Nicholas Mathew)的《政治贝多芬》(Political Beethoven)、马修·圭列里(Matthew Guerrieri)讨论第五交响曲开场动机的文化史意义的《前四个音符》(The First Four Notes)、迈克尔·布洛伊(Michael Broyles)的《贝多芬在美国》(Beethoven inAmerica)，以及桑福德·弗里德曼(Sanford Friedman)的小说《与贝多芬对话》(Conversations withBeethoven)。这些书都是最近三年出版的，它们已加入浩如烟海的贝多芬研究文献的行列里。研究贝多芬的专著最早可追溯至1827年，当时贝多芬去世仅几个月，约翰·阿洛伊斯·施罗瑟(Johann Aloys Schlosser)便为他立传，对他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的艺术成就，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