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认为老板不要怕下属出错,下属勇于探索新路向、新方法是好事,出错也没有关系。事实上,有很多次他认为下属的作法是不通的,不过就坚持不干预,结果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而且作为一个大公司,最重要就是多元性,大家多尝试,有对有错是正常的。最可怕是从上到下只有一个声音,大家都按老板想法做,一旦错了,就满盘皆输。 此外,为激励士气,施永青还大幅提高员工分取佣金的份额。在生意最好的九七年,赚到千万元以上的员工就有十多个。 无为而治令施永青省心省力的同时,也享受到“坐地分红”的快感。比如在九七年,全体员工开心挣大钱,施永青更赚得个盆满钵满,一年下来轻松入帐一亿元! 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楼市一路狂跌,施永青身处逆境笑容不改,仍坚持无为而治方针,“基本上我都让下属去应付,让他们有自由意志发挥,各自想办法。这样如果有一区想出好的办法,就推广一下,还是从下而上。” 施永青相信今年香港楼市会转好,他并笑言一旦公司完全度过难关,他便考虑退休,彻底无为而治,享受生活。 与施永青说“地”谈天 记者:您对现时香港楼市怎么看? 施永青:香港楼市自金融风暴后已连续三年大幅下跌,今年有一些新的因素,有可能会令楼市在今年转市。一个是利息的下降。前两年银行贷款利率差不多降了百分之四,但是这四厘没有发挥作用,只是到了最近,美联储减息半厘之后,才发挥作用。为什么会发生作用,你从国内来,知道唯物辩证法里面的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要到临界线才会发生飞跃。这个临界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利息减少到一定程度,令到租金的负担跟贷款利息的负担差不多持平的时候,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现在有些类别的房子市况已经开始出现好转,比如小单位和楼龄比较高的单位,由于价位较低,供楼已经平过租,所以不少人就选择供楼了。我想买楼的人慢慢就会多起来。 在九七之前,我们公司百分之八十的生意是关于买卖的,百分之二十是租的。后来由于楼价一路走低,买房的人越来越少,租房的人越来越多,买和租在我们业务中的比重也此消彼长,直到前不久谷底时买和租的比例达到四比六。 但我估计今年这一趋势会逆转,除了刚才说的利率下调之外,还有一个租金的因素。租金已经开始见底上升,现在租房的人都要面对一个风险,就是他的租约两年后到期,房东可能要加租。一方面要面临加租的压力,另一方面利率下跌,所以我估计今年买楼的人会增加。这是对买卖市场有利的因素,会促进今年整体交投量的增加。 不过还需要看今年的交投量能不能吸纳发展商的新盘。此前新盘过于饱和,发展商被迫降价开盘,造成一手市场的恶性竞争,并拖累二手市场,甚至出现二手市场价格高过一手市场,因为小业主对自己楼盘有感情,资金储备又少,不肯像发展商那样降价出售,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意就特别难做。 我现在在观察一个数字,就是看市场每个月能否吸纳二千五百个新盘。因为据有关资料显示,今年新盘的总落成量应该是三万,也就是每月二千五百个。如果每个月市场销售量不低于二千五百个新盘,发展商的心就比较定,就不需要跟二手市场抢。从头两个月来看,形势还不是很乐观,还是有压力,不过我估计利率还会下调,交投量应该还会增加。需要进一步观察。 记者: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香港楼市无可救药,因为随着经济活动进一步北移,深港交通日趋便利,香港楼市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施先生怎么看? 施永青: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片面的看法,深圳的楼市不足以撼动香港楼市。一般现在到大陆买房子的香港人,是打算退休后去住,或者作渡假时用,并不是把香港的房子卖掉,搬到深圳去住。当然也有一些人在深圳住,在香港工作,但据香港政府统计,只有大约一千户左右,根本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我公司也有同事,在上水上班,在深圳居住,我发现最近他搬回来了。因为他接了婚,有了孩子,牵涉到孩子要上学的问题。因为一般香港人还不习惯让孩子上国内的学校,因为在内地上学的话,将来到香港来工作生活就有问题,一个是学历不一定承认,再一个竞争能力也成问题。当然也有国际学校啊,但一般到深圳居住的香港人都是收入比较少的人,一般没有能力供孩子念国际学校。能去的一般是外国来的在深圳工作的高层人员,香港人一般香港也是送孩子去政府办的公学,免费的,怎么可能去国际学校。能够送孩子到国际学校去,都是收入最上层的人,这些人不会选择到深圳去住。 我说深圳乃至珠江三角洲的楼市不会对香港构成竞争,还可以从以下几点看。比如深圳与上水的楼价相比,深圳差不多四、五百元一尺,上水约二、三千元一尺,相差约四、五倍。而上水跟沙田相比,只相差二、三十个百分点。这就表明不仅仅是交通时间,距离等问题,还有个综合环境问题,比如政治、法制、文化、社会氛围等。这些巨大的差异不会随着二十四小时通关就能解决,通关只解决交通时间,而交通时间只解决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楼价的问题,而不会解决四、五倍所反映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已经说了,要五十年时间。五十年不变嘛,就是要解决这些差异。现在我更乐观一些,但恐怕也要三十年时间。 现在有一些香港人,他们在大都会的竞争能力越来越小了,应该去国内生活,没有关系,就像国内有竞争力的人士应该到香港来生活一样。 记者:您的无为而治常为人津津乐道,这一管理方针的确定更多是由于您性格方面原因所决定,还是地产代理这一行本身就需要无为而治呢? 施永青:性格方面原因当然有,不过我更多是从人在怎样一种环境下工作更开心,更觉得生命有意义的角度来考虑。因为马克思曾经讲过,资本主义大生产对人的最大伤害是对人的异化。除了上层之外,大部分人做的都是自己不了解,不自主,不喜欢的工作,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在整个公司的运作中占什么角色。 人的价值就体现在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判断做自己喜欢的事。大陆以前要求人做螺丝钉,其实做螺丝钉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当雷锋。在香港也一样,老板决定了一套,下面人只管去做,为企业挣足最大利润。员工为了一点菲薄的报酬,牺牲个人的意愿。 所以我想给员工个人充分的自主空间,这就要减少上面的干预,上面要无为,下面才有为。我这样做,更多不是从竞争角度考虑,而是从人文主义角度着眼。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