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莫言获诺奖之后，其作品受到读者追捧，其言行备受媒体关注，而作家的人生经历，也激起很多读者一探究竟的兴趣。
 

　　莫言曾在黄县（今龙口）当过四年兵，这四年的军旅生涯，对作家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产生过长久的滋养，莫言在自己的散文、书信中，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多次谈及在黄县当兵的那些经历。本文作者经过细致搜求，将这些散见于各种文本的内容提取出来，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本想去大西北
 

　　1976年，莫言二十一岁，那是服兵役年龄期限的最后一年。当时莫言们村里的支部书记、民兵连长都到遥远的水利工地去劳动了，莫言在一家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利用这个机会报名参了军。后来民兵连长来给莫言送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满脸冰霜，还离莫言挺远就扔下通知书走了。莫言当兵走的时候，很多贫农在街上大骂：“贫下中农的孩子当不了兵，竟然让一个老中农的孩子当了兵!这是什么世道?阶级斗争还搞不搞了?”所以当时莫言想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因为他感到一种有无数双手要把莫言拖回来的威胁。莫言称，“上了军车以后，希望车一直往前开，一直往前开，结果只开了几个小时车就停住了，说到了，莫言一看是在黄县，离莫言的家乡才三百多里路。”这时莫言心里面真是忐忑不安，莫言想最好去西藏、去新疆、去云南，去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到这些人伸手不可及的地方去才好。
 

　　二、一顿吃了八个馒头
 

　　到了部队以后，新兵连要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然后再分配到部队去。1976年2月16日下午，莫言背着背包，跟随着新兵队伍，晕头涨脑地进了黄县的丁家大院。莫言记得一进大院就是一座高大的影壁，影壁上刻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数十个新兵站在影壁前听一个干部点名，然后分班，然后就由各班班长把新兵带回去，然后跟着班长进了一栋雕梁画栋的大房子。班长命令新兵把背包放在稻草地铺上，莫言的军人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给莫言印象深刻的是部队的伙食。刚到新兵连的时候，莫言“很温柔地吃了八个。”不过，这馒头才拳头大小一个，不是山东的大馒头。莫言同去的一个战友则一口气吃了十一个。后来管理新兵的上士，也就管理生活的炊事班长，跟管食堂的人说：“坏了，来了四个山东大肚汉!”食堂管理员说：“没关系，我有办法，明天杀猪!”他非常有经验地说：“我有办法对付这帮小子，让他们猛吃肥肉，把他们的肠子吃细，他就吃少了!”大概老吃肥肉的话，肠子里边就会长满脂肪，满肚子都是油了自然地就吃不下去馒头了。
 

　　三、新兵蛋子坐了团长的椅子
 

　　新兵报到，部队例行有欢迎会，莫言被指定为新兵代表发言。莫言兴奋地写好了发言稿。到了发言那天，懵懵懂懂的莫言见之前发言的团长、政委、新兵连长和指导员都是在桌子后面坐着发言，也“就不知好歹地一下子坐住了，然后还把那个蒙着红布的麦克风抬了抬，让它更适合自己嘴的角度，随后慷慨激昂地念完了稿子。”结果莫言下来后，刚一回到座位上，就被新兵连的班长狠狠地踩了一脚。莫言很纳闷，班长说：“你稀稀了”，意思就是说你这人完蛋了、没戏了、没救了、彻底完了、无可救药。莫言以为自己说错了话，冷汗都冒出来了。班长说，那个椅子是团长、政委坐的，你一个新兵蛋子，让你上去站着讲都是光荣，都是抬举你了，你干吗也坐在团长、政委那个椅子上?莫言一听，感觉从头凉到了脚后跟，赶紧问班长说还有救没有救?班长说基本是没救了，不过死马当活马医，让莫言写个检查递给连部。

　　最后莫言写的检查是：敬爱的新兵连党支部、敬爱的连首长，我真是鲁莽、无知、没有教养，不知道部队的规矩，不知道首长坐的位置我不能坐，我本来应该立正站着念稿子，但是我一时头脑发昏坐下了，我犯了严重错误，希望党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以后永远站着讲话，再也不坐着讲话了!所以让我们站起来吧!事件的结果是：指导员看完检查，对莫言说：“你这小子真逗”!
 

　　四、又一场虚惊
 

　　有一天，新兵连的指导员把莫言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封信给莫言看，莫言一看完，全身冷汗都冒出来了，这是一封告状信，说的是莫言家庭出身不好，他们家还有海外关系，又说莫言的一个堂叔在台湾国民党军队里，说莫言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坏人等等。莫言当时差点给指导员跪下了，说：“你千万别让我回去，如果让我回去，我就完蛋了。”指导员说：“我把你叫来，就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件事，就是让你珍惜这个机会，你要加倍努力，好好干。”因为指导员自己也是中农出身，当年也有人写过告状信，所以他没有为难莫言。莫言当时眼泪也流下来了，汗也出来了，向指导员保证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过了几天，一个上午，莫言生病发烧，班长让莫言在家搞内务，莫言掀起枕头，扒开稻草，用一根生锈的铁钉子，在方砖上刻下了豪言壮语。1999年，莫言故地从游时，还想起寻找这块砖，可惜被换掉了。
 

　　五、在北马镇唐家泊
 

　　莫言参军后，在丁家大院住了二十天左右，因在新兵连表现突出，被分配到总参某下属部队（蓬莱守备某团代管）当警卫战士。莫言每天站两班岗，剩下的时间大多是去种部队的三十多亩地。部队总共只有六个战士，每年生产上万斤的小麦，所以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缺吃的，这里伙食也极好，天天精米白面，鱼肉不断，这对从小吃糠咽菜的莫言来讲，等于上了天堂。尽管如此，他还是立志当一名好兵，认真站岗，积极出公差，争着打扫厕所，做好人好事，不到一年就当上了副班长。

　　莫言位于龙口市北马镇唐家泊的营地，至今还保存基本完好。与故乡高密一样，黄县的军营生活，同样给予了莫言的精神极大的滋养。在军营，莫言第一次看上了电视剧。“我在山东黄县当兵的时候，从一个九英寸的、图像不停地抖动的黑白电视机上看到的。当时的感觉十分新奇：那时的电视屏幕上多是一些游行、讲话、大合唱之类的节目，所以，一看《窗口》，内容又涉及到一点甜蜜的爱情，那感觉温暖如春，至今还在荡漾着我。”这台电视，大概就是莫言后来文章中写到的，为周边乡村群众瞻仰毛主席葬礼提供服务的那台。

　　1977年初，莫言跟着教导员骑车从团部回北马。时已黄昏，遍地都是残雪泥泞。无声无息，只有自行车轮胎碾压积雪的声音。突然，团部的大喇叭里放起了《洪湖赤卫队》的著名唱段：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莫言停下了车子，侧耳倾听，感到身心被一股巨大的暖流包围了。莫言蒙蒙胧胧地感觉到：寒冬将尽，一个充满爱情的时代就要来临了。歌声给了莫言无限的遐想……
 

　　六、“军校梦”的失与得
 

　　1978年元月，莫言到北京出了趟公差，顺路回老家高密探亲。返回部队后，领导找莫言谈话，说上级分配给连队了一个报考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名额，经研究，决定让莫言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考试。莫言的头嗡的一声响，脑子蒙了好久。莫言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午改善生活，每人一个“狮子头”，在那个年代，这可是难得的美味，但吃到口中如同嚼蜡。这是莫言此生第一次体验到食肉无味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站上领导一直认为莫言是高中生，所以才决定让莫言去参加考试。但莫言实际上是小学五年级，语文、政治，也许还可以对付，但数、理、化一窍不通。报考的专业，是电子计算机终端维修，这对莫言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但如果说出真相，那莫言就彻底完了。莫言硬着头皮答应下来。部队一位姓马的无线电技师，湖南人，与莫言同岁，对莫言不错，为莫言鼓劲打气，说据他所知，此次分配考试名额，实际上是为了照顾，考试只是走个过场，只要交不了白卷就可以入学。可是莫言连四则运算、分数加减都不会。马技师于是主动答应教他学习，于是莫言下决心拼命一搏。莫言写信让家里人将莫言大哥用过的所有的初、高中课本给莫言寄来，每晚去马技师那里上课。经领导批准，在工具储藏室里为莫言安了一桌一椅，允许莫言不值班时可以进去学习。为了让莫言集中精力复习，莫言的副班长职务由一个七七年兵暂时代理。莫言大哥是高密东北乡第一个大学生，莫言感受到了他给家庭带来的荣耀，因此莫言从小就有上大学的梦想。现在，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但要在半年的业余时间内，自学完中学的数、理、化课程，困难实在是太大了。根本没有时间做练习题，只是看教材，看懂了就往下看。那么多的公式，囫囵吞枣般地死记硬背。储藏室的墙壁上，被莫言用铅笔写满了公式。

　　莫言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更多的是绝望，希望越来越渺茫。那时的莫言面黄肌瘦，头发蓬松，教导员说，莫言像个囚犯。到8月份时，教导员找莫言谈话，说：“上级刚才来电话，原先分配给莫言们站的那个考试名额取消了，希望你能正确对待。”他的话一方面让莫言如释重负，一方面让莫言深感失望。教导员在全站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同时宣布恢复莫言的警卫班副班长职务。那时候，正是全军学文化的热潮，教导员让莫言给站上战士讲数学。给战士们讲数学时，莫言才意识到，在半年的时间里，真的学会了不少知识。后来，上级领导下来视察，听了莫言一堂三角函数课，认为很有水平。莫言能被调到保定训练大队当教员，与这堂课有关。

　　1999年莫言重访故地，营房已经成了养鸡场。到那间当年的储藏室里去看，墙壁上莫言涂鸦的那些数、理、化公式还依稀可辨。
 

　　七、黄县时期作品的投稿与退稿


 

　　莫言自己订了《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从1978年9月开始，学习文学创作。他先是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为地主，被批斗而死。这篇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当莫言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稿子却被退了回来。后来他又写了一个六幕话剧《离婚》，写与“四人帮”斗争的事，又寄给《解放军文艺》。

　　给莫言单位送信的邮递员是一位左眼有残疾的小个子中年男人，姓孙，大家都叫他老孙，也有几位浮薄的参谋背地里叫他“独眼龙”。每当听到老孙的摩托响，莫言的心就怦怦乱跳。因为两部稿子投出去了，莫言盼望着好消息。不久，消息来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莫言写了退稿信，字体很潇洒，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莫言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他拍着莫言的肩膀开玩笑说：“行啊，小伙子，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

　　1979年，莫言调往保定前，潜意识中有轻装上阵一切从头开始的想法，就把这两部稿子投到炉子里烧了。
 

　　八、““我还没入党哩”
 

　　莫言黄县当兵时，参加过一次班用轻机枪实弹射击。那天上午大雾迷漫，隔着十几米就难辨人影，山里的雾是一层一层的，美得要死。乘车到了靶场，莫言到一个梯田边上安好靶子，回来对精通外国语的教导员说：“教导员，是不是等雾散了再打?”教导员了望了一下影影绰绰的靶子，说：“敌人难道只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进攻我们吗?你去检靶，听我的口哨，短口哨隐蔽，长口哨检靶！”于是莫言躲在梯田下的梯田里等候检靶。老百姓的花生已经成熟，莫言拔出一墩来，一边吃一边等着检靶。

　　突然教导员检靶哨响了，莫言吃着花生爬上梯田，刚走到靶子边就听到脚下噗噗乱响，紧接着从二百米外传来了一阵枪声。莫言“一头就扎下了五米高的梯田陡坡，嘴巴插在花生棵子里，嗅着沾满露水的花生秸子清幽的香气，心里感到一种惊心动魄的幸福。”这时候，莫言班里的战士喊：“副班长啊——”莫言莫名其妙地流出了眼泪，这才知道突然牺牲——哪怕是无价值的牺牲，也富有相当的悲壮色彩。脚步声杂沓而来，教导员第一个跳下陡坡，把莫言拉起来，看了莫言半天，问道：“你没死?”莫言说：“我还没入党哩，就想要我死?”教导员感动地说，“副班长，你境界高啊！我们回去就讨论你的入党问题！”就从这次雾中打靶的经历，莫言找到了战争的感觉，所以《红高梁》里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
 

　　九、踏上新的征程
 

　　1979年，莫言二十四岁。这年，他在黄县入了党。7月，莫言回老家结婚。一个星期后，他接到速回部队的电报。莫言返回黄县部队驻地，领导让他赶紧打包到保定报到。他从黄县调到保定，到位于狼牙山脚下的训练大队当教员，搞新兵训练，后来就留在了保定。

　　莫言在散文《马蹄》中提及：1976年莫言在黄县当兵时，跟班长去罗山煤矿拉煤，有一匹枣红马，是拉长套的，很年轻的一匹骒马，怀着驹子，长相健美。在横穿一条废弃的铁路时，不慎把一只后蹄伸进架空的铁轨，齐齐地断了。但那匹枣红马始终站着，那条断腿像拐棍一样点着地面。当时，班长手捧着马蹄，放声大哭。这只马蹄的印象在莫言的脑海里盘旋了几十年，莫言想在合适的时候，要把它写成一部小说，题目就叫《马蹄》。

　　莫言文章中对马蹄进行的渲染和推崇，代表着作家对生命中一个个各具特色的而不可磨灭的印记的珍视。我想，黄县的四年军营生活，正如一串马蹄印吧？
 

　　二○一二年十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