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裁剪掉的邵宝跋文道出天机

　　常常有人问起《清明上河图》是不是完整，总觉得后面还应该有一些更热闹的场景，那是在欣赏时产生出的意犹未尽之感所造成的错觉。事实上，《清明上河图》除了卷首约有一尺受磨损在明末被裁去之外，画幅基本上是完整的，真正遗缺的是卷尾的题跋。

　　根据《清》卷拖尾纸张的颜色、材质和跋文的顺序，《清》卷拖尾曾经三次接裱过尾纸，第一次是在北宋崇宁年间末徽宗初裱时按惯例接裱尾纸，后来，留下了金元8家文人的题跋;第二次是在元代杨准处，因宋人的接纸用完，继续接裱尾纸，留下了刘汉、李祁等元人的跋文;第三次是在明代李贤那里续接尾纸，留下了明代5家文人的题跋。另根据纸张的长度出现缺损以及后人著录的已佚跋文，接纸有可能被裁剪过三次。

　　经笔者在库房查验，第一次装裱的拖尾是金代张著至元代李祁8家跋文，接纸是由四张同类纸拼接而成的，装裱师纵剖两张纸(各纵50余厘米、横80余厘米)，成为四张接纸，是奇数，金元第一段接纸长50厘米;第二、三、四段接纸长皆为80厘米，显然，金元跋文的第一张纸的长度短了30厘米。

　　第二次接纸，发生在元代，只是一小段，仅70厘米长，前人通常在接裱尾纸时会接上一长段，以备后人使用，不会只接一小段，意味着这一小段跋文的前后被后人裁剪过。

　　同样，明代部分接纸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第一、二、三、四段接纸长分别为60、133.4、、61.6和107厘米，可以推定，明代接纸的单张长度为133.4厘米，另三张接纸的尺寸长短不一，不足此数的接纸必被裁短了,其中定有跋文被裁掉。

　　明代跋文疑有不少被裁。

　　金元明共有9段接纸，金元五段接纸处均有明代李贤“翰林”骑缝章，金元明接纸的所有接缝处都钤有“毕沅秘藏”、“毕”和“毕泷审定”的骑缝章，说明明代段被裁剪是在毕氏兄弟手里或之前在重裱时完成的。裁去的目的主要是接在《清明上河图》赝品的后面，以增加赝品的欺骗性。

　　其中裁去最重要的是邵宝的跋文，他的跋文原来就在其师李东阳跋文的后面。邵宝的跋文后来被抄录到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兴蒋氏密均楼藏本)画卷十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著录后的空白处，被刘渊临、戴立强等学者发现，兹录于此：

　　……若城市、若郊原、若桥坊第肆，无不纤纤悉悉摄入乎其中。令人反复展玩，洞心骇目，……但想其工之苦，而未想其心之犹苦也。当建炎之秋，汴州之地，民物庶富，不继可虞，君臣优靡淫乐有渐，明盛忧危之志，敢怀而不敢言，以不言之意而绘为图。令人反复展阅，触于目而警于心，溢于缣毫素绚之先。於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二泉邵宝识。

　　《式古堂书画汇考》抄录了邵宝的跋文。

　　邵宝(1460-1527)在明代是一位有政声、有气节的重臣，其字国贤，一字文庄，号二泉先生，无锡(今属江苏)人。他3岁丧父，19岁时，在江浦庄昶处苦读，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考中进士，官许州知州，此后他长期任职地方官，深入体察民情，关注民生，体恤百姓。曾有农夫耕地时犁出了商周时期的甲骨片，当地的巫师蛊惑人心，说其中必有灾祸，吓得农夫们都不敢下田。邵宝当庭焚毁甲骨，还痛打了一顿巫师，督促百姓正常春耕。

　　当时江西还有一种陋习，就是家里人去世后入棺不葬，将棺材摆放在祠堂里。邵宝颁布了一条法令：必须尽快安葬，不服从的家庭，其后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招果然灵，读书人家纷纷安葬了亲人。邵宝对权贵则是毫不畏惧，宁王朱宸濠向他索要诗文墨迹，被他拒绝了。

　　后来朱宸濠犯上作乱，宅邸被查抄，查出他与乱党来往的信件和礼物，那些攀附朱宸濠的人纷纷入狱，邵宝却平安无恙。武宗正德四年(1509)，邵宝进京提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管监督水路运输。太监刘瑾独揽朝政，诱逼邵宝陷害原水运长官平江伯陈熊，邵宝看出刘瑾的诡计，绝不干违心事，于是陈熊和邵宝一并受到弹劾，刘瑾强迫他们辞职，还把他们赶出北京。后来，刘瑾被处死，邵宝才被重新起用，一直晋升到南京礼部尚书。

　　邵宝连续两次上奏请辞，终回故里。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二记载：他为官的格言是：“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他雅好诗文和收藏，是“茶陵诗派”盟主李东阳的得意门生，李东阳为《清明上河图》卷题写跋文后，邵宝接着题写，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共识。

　　邵宝不同意金代张公药的“升平观”、明代冯保的“心爽观”，就该图的画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反复展阅”张择端在铺展汴京城清明节商贸繁华的景象，发现了使他“洞心骇目”和“触目警心”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看到这一切，邵宝是不会从中得到愉悦的，他很自然地将日常的从政观念带到了绘画赏析中，与400年前的张择端产生出共鸣。他认为该图的主题是“明盛忧危之志”，邵宝进一步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的内心十分激动!遗憾的是，该卷后的邵宝跋文被裁去，以至于他的观点在今天几乎被埋没了。

　　元明清三朝文人在该图的题跋里留下了各自不同感受，这已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视角问题，而是“喜者见喜，忧者见忧”的观念问题，即不同执政观、不同精神世界和不同宦迹的文人官僚，对该卷所绘的一系列景象产生出不同的思想判断。张择端是一位忧患之士，与他有相同心境的后人才能产生共鸣。总而言之，金代文人官吏的跋文主要是追忆繁华的宋都，形成了金人十分感怀的“升平观”，在元代开始出现了转折，这是以李祁的“忧勤惕厉观”为标志的。

　　在明代文人中分野出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其一是冯保浅薄麻木的“心爽观”，其二则与冯保截然对立的李东阳沉重的“忧乐观”和邵宝深刻的“触目警心观”，这是长期在宫中养尊处优的佞臣太监冯保、权奸陆完等人无法感触到的。大凡体恤民情、敢于谏上者(如李东阳等)、或长期任职地方的亲民之官且富有正义感者(如李祁、邵宝等)，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感悟卷中的“忧乐”或“警心”之意，特别是邵宝的跋文，深刻地揭示出该卷的“盛世警言”，帮助今人打开了重新认识《清明上河图》卷的视窗。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