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在2014年重新引起关注，于一爽、甫跃辉、文珍、周李立、朱个、蔡东、宋小词、王威廉、陈崇正、孙频、马小淘、张怡微、七色 堇、郑小驴、陈幻、小昌等作家陆陆续续出现在一些刊物的头条或重要版面，一些以他们的身份设立的专辑也由刊物陆续推出。和十几年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的 “80后”新的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新的“80后”在悄悄改变着中国文学的格局。

　　“80后”在文坛最初亮相，是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一群“青春文学”作家，“反叛”、“都市”、“时尚”等曾是他们的标签。时至今日，韩 寒、郭敬明显然不能再代表“80后”作家的整体面貌，“80后”作家的数量从当初的十来人发展到数十人，同时这个群体的构成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写城市的 “80后”，还有乡村写作的“80后”;除了“青春文学”的“80后”，还有“纯文学”的“80后”;除了反叛的“80后”，还有回归传统的“80后”; 除了国际化写作的“80后”，还有中国化写作的“80后”;除了用纯粹现代汉语写作的“80后”，还有用方言写作的“80后”……总之，“80后”作家的 写作出现了可喜的分化，原先比较单调的格局被打破了。

　　“80后”作家曾经的一个特征是带着强烈的校园背景，如今终于慢慢摆脱校园的气息。2014年，“80后”作家小昌的《我梦见了古小童》带有强 烈的后校园文学色彩。周李立的《如何通过四元桥》《八道门》体现出从纯粹的个人情怀向社会更大层面的转化。起步于校园的“80后”，终于告别了校园的青涩 和清新，在更丰富、更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展现自己。

　　最初出现的“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城市里出生的，近些年来“80后”作家中出现了另一支队伍，就是以马金莲为代表的另一种“80后”，如甫跃 辉、郑小驴、孙频、宋小词等。他们来自乡村，来自生活的底层，他们不是城市的宠儿，而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进城”人。他们一旦开始正视生活，小说就有了苦 难叙事和生活沧桑感。他们为读者呈现了“80后”写作的另一种面貌：清贫、沉静、洁净、淡定，也标志着“80后”乡土写作的异军突起。

　　他们小说的一个特色是对方言的提炼。“80后”作家普遍长期在高校接受教育，惯用纯粹现代汉语，用方言写作的凤毛麟角。但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 风貌也是成就作家风貌的重要原因。马金莲的《绣鸳鸯》《口唤》、宋小词的《呐喊的尘埃》、曹永的《捕蛇师》，就是这样一类异质性的“80后”作品。“80 后”的方言、乡土写作承接前辈作家，但不像前辈作家那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方言和乡土是绝佳的匹配。方言中的乡土，能把读者运送到原生态的乡土世界。乡土 “80后”作家的出现，是“80后”写作分化完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不一样，和中国文学由乡土向都市发展的主潮不一样，相比较而 言，“80后”写作走了一条从城市向农村“逆流推进”的道路。

　　随着主体的成熟和分化，“80后”作家逐渐走出了当年的“青春文学”主场，写法上也开始表现出对经典化和新文学传统的认同。韩寒的小说基本上需 要依靠对传统的亵渎和嘲讽才能完成，而郭敬明的玄幻或悬疑则是畅销书的成功实践。韩寒、郭敬明的存在对经典文学传统是挑战，也是叛离。新一代“80后”作 家不再是传统的掘墓人。他们回望世界文坛，悉心研读中外名著，在经典文学和潮流文学中汲取养料，充实、发展自己。

　　笛安的创作也许能说明“80后”作家的这一特点。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学基因，加之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让她的视野更为开阔。在她的小说中，时常读到 中外经典小说的韵味。马金莲的《绣鸳鸯》，从小说名字就不难感受到传统气息扑面而来。郭珊的小说《思旧赋》中，那些古色古香的语词构成了典雅的语句，有张 爱玲的民国腔。蔡东的《出入》带着禅意，写的是现代都市，骨子里是传统人文的内核。马金莲生活在贫困的西海固，郭珊和蔡东则是广州、深圳的时尚女性，看来 无论在哪里，“80后”都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靠拢。“80后”作家与文坛的“意气之争”、“针锋相对”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80后”作家成熟并分化 后，回到了文学本位，诚实地从事着文学创作。

　　在人们的印象中，“80后”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像韩寒的赛车一样一直往前冲行，很少瞻前顾后，不会回首往事，更不会反思自己。然而时间无 情，“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伤感了，渐渐摆脱了“青春文学”的小情怀。于一爽的《每个混蛋都很悲伤》中，“混蛋”对“混蛋”的怀念和追寻，居然带着悲 伤和伤感。于一爽此前的小说颇具当年张辛欣的京味和锋芒，而她居然率先感受到悲伤和伤感。这是生命也是文学的内在力量使然。周李立是“80后”作家转型的 又一个代表，她的《更衣》中，主人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张怡微的《不受欢迎的客人》发出对生命的反思：一个人该怎样对待他人，该 怎样面对自己的个体生命。不有的《人面鱼》对人性的反思采用推迟批评的策略，先让读者感同身受，觉得自己可能也是这样，之后再让读者发现，这是人性中的弱 点。孙频的《假面》、文珍的《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的主人公在寻求幸福的生活，小说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描摹，也有对年轻人都市生活现状的呈现，让人感受 到社会、历史、文化的疑难，在种种疑难中开始进行反思。

　　作家是生活的传感器，又是生活的记录者。由于“80后”作家涉世不久，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生活苍白，但相对单调和平淡是客观存在。在他们成长的岁 月里，社会没有发生太多的动荡，没有太多的苦难感和沉重感，与前辈作家经历的大风大浪、大是大非相比，他们有时候感到的是失重和虚妄。而社会的动荡、理想 的破灭、信仰的纠结，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驱动力。他们最容易描写的是外来者的陌生感、融入社会的艰难和困惑，带着校园的青春忧伤来面对社会的复杂和无 奈，这也是他们在叙述上频频喜用第一人称的原因。“我”如果作为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是独特的，但同时个人的视角又会屏蔽掉一些社会生活内容。相对于第一人 称，全知全能的视角是一个广角。文学需要广角，也需要纵深。眼界决定视界，视界决定境界。不能笼统地说哪一种叙述人称好与不好，但如果都是同一种叙述人 称，而且口气又接近，是不是艺术的个性和气质也难免给人单调和狭隘的嫌疑?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