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老舍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时间去写。就像“祥子”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老舍也固执地想当一名自由作家，但却不得不考虑养家的薪水。为了决定是否辞职，他还专门跑到中国出版业的重镇——上海去考察一番。当时老舍为十几个刊物写小说，他的《小人物自述》就发表在天津的《方舟》月刊上。那是一本由生产“抵羊牌”毛线公司办的妇女生活杂志，主要内容是教授如何织毛衣、如何育儿。

　　上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市场”，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变成了小说连载的“专栏作家”。他在抗战前的小说中，除了《离婚》外，都是先在文学刊物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这样一部书至少可以卖两次钱。为了应付众多约稿，他不得不把长篇小说的创意拆散，写成短篇小说，由批发改为零售。

　　在热闹的30年代文坛，思潮与文学争论此起彼伏。老舍却置身事外，只做个旁观者。左右两大文坛领袖对他的作品尤其是“幽默”风格都评价不高，老舍也不在意，只是写了一篇《幽默的危险》聊作回应。

　　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声势浩大，北平的自由主义“京派”文人圈子卓然成宗。老舍却不属于任何一边。他是独立抑或孤立的，无党无门无派，既没有他趋奉的对象，也没有谁表示要与他同气相求。相对而言，他更喜欢结交出版家。良友公司著名出版人赵家璧，就是老舍往来30多年的好友。抗战结束后，他俩还合股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是老舍的理想之一，他甚至还安排自己的几个侄子去印刷厂当学徒。

　　似乎是故意表明姿态，老舍始终坚称自己是“写家”，而刻意与“作家”称谓划清界限。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而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他说自己因为自幼穷困而“孤高”，便喜欢独自沉思。抗战爆发前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根植于他的穷人出身——“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老舍得以坚持自己所认为对的，鄙夷自己所认为错的，疏离于主流文坛，不愿与谁为伍。这种精神状态，他后来称之为“独立不倚”。解放后，老舍借悼念好友罗常培先生，谈到了“独立不倚”对他的影响——“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蹚浑水。”只不过那时的立场，已经换成了自我批判。

　　国家与个人

　　1936年暑假前，山东大学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开始了学生运动。老舍借此机会，正式辞去了教职。这次，他“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门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从1936年7月算起，老舍的自由作家只维持了短短13个月。就在这段时间，他写出了《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两大代表作。到了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日军炮舰集结胶州湾，老舍不得不放弃自己刚刚营造起来的专心写作的事业，折回济南，又在齐鲁大学做了3个月的文学教授。到了11月，济南也待不下去了。因害怕被捉去做汉奸，他便拎了一只皮箱，告别了妻子儿女，开始了流亡生活。

　　当民族生存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个人的悲喜就变得无足轻重，所谓闲适、幽默、自我，甚至忧郁、痛苦、焦虑，转瞬间一并解体。就像鲁迅在1936年所写的：“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

　　一切服从于战争需要，这在民众的眼里即属天经地义，在具备救国济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更是理所当然。老舍当然也不例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他对臧克家说：“国难当头，抗战第一，我们不能老把个人和家庭挂在心上啊!……种种个人主义的想法，太可耻了。”1937年7月前，老舍是一个孤独的启蒙者，此后，他成为了千千万万救亡者中的一员。他从一个自由撰稿人，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向来只在文坛“边缘”弄笔的老舍，从此汇入喧闹人流，变成文坛上呼朋唤友的大忙人。

　　被改变的，还有写作。战争爆发后，他就停止了《病夫》和《小人物自述》两部长篇的写作和连载，全身心投入抗战文艺创作。老舍在《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中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他从来是单纯的小说家，连诗都极少写。而今，“人家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

　　1938年，夏衍执笔发出了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展望》的“檄文”：“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同意这个定义的‘艺术至上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为汉奸的一种了。”老舍、郭沫若等19名作家在这篇文章上签了名。

　　老舍的爱国精神经过抗战洗礼，升华为国家至上的思想，他的话剧《桃李春风》中，辛永年对儿子说：“在作战期间，一个军人应当什么也不爱，而只爱他的国家。”《四世同堂》在写到祁瑞全时说：“他是为国家做事的，他现在不应当再有父母兄弟与朋友，而只有国家。”

　　这些话也是老舍对自己说的。在抗战时期，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与艺术追求。他表示：“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

　　人民艺术家

　　抗战胜利后，老舍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一年。为了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他又在美国多停留了两年半。老舍并不喜欢美国，可是，“等战争结束了，要好好地、认真地写几部作品”。

　　在美期间，除头一年以游历为主，以后，都在勤奋写作中度过。在美国，他完成了《四世同堂》最后一部的写作，以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同时还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了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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