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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宋庆龄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部分女代表合影。前排左起:何香凝、宋庆龄、邓颖超、史良;二排左起:罗叔章、蔡畅、丁玲;后排左起:李德全、许广平、张晓梅、曾宪植 她偶有流露脆弱之时。一次去参加妇联组织的批斗会前,丁玲哭着对陈明说:“我不想去,我害怕呀!”陈明在她身边安慰鼓励。有人说,“如果没有陈明,丁玲活不到1986年。” 虽处天远地荒,“文革”时丁玲仍在劫难逃,她独自被关进牛棚长达两年。1970年春,她与陈明分别押回北京,关进秦城监狱。丁玲将手纸揉成团,用毛巾扎成球,天天拿着它往墙上扔,让自己得以活动身体。狱中无人交谈,担心声带与语言退化,她便自言自语,轻声背诵唐诗或唱歌。她还在狱中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后来多次说:“在秦城监狱,我读了一个马列学院”。 1975年5月,两人从监狱放出来,送往山西省长治市嶂头村劳动改造。夫妻俩分离7年后团聚,丁玲第一句话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好”,陈明接道:“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1979年夫妻俩返回北京前,将补发“文革”期间的一万多元工资,捐给嶂头村买了一台拖拉机。 重返文坛的争议 “文革”后,丁玲恢复名誉之路并不那么顺利,她在1978年摘下“右派”的帽子,1980年才恢复党籍,直到1984年中组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她的历史问题才彻底得到平反。丁玲在医院中听闻消息,坐直身子,摘下眼镜,长出了一口气:“这下我可以死了。” 重返文坛,丁玲却惹起不少争议。首先是她与老朋友沈从文的决裂。丁玲突然在1980年3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也频和革命》,文中称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胡编乱造,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更暗指沈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 《记丁玲》是1933年沈从文以为丁玲遇害后,为纪念她而作,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年轻时的丁玲、胡也频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还曾陪丁玲回常德托孤,丁玲被捕后,连发两个抗议声明,大力参与营救。丁玲为何在近五十年后突然炮轰老友?文坛有各种猜测、分析。沈从文没有公开回应,但在给徐迟等人的信中表达了委屈愤怒,称丁玲用老朋友“开刀祭旗”,而自己大概对她“举得还不够高”等等。其实细数起来,在当初丁、胡走向革命时,他们的分歧就已埋下伏笔。一生淡泊政治的沈从文,注定是丁玲眼中的旁观者。而她与周扬也一直未冰释前嫌。“文革”结束后,周扬对外忏悔反思,受到一批青年作家的欢迎。他对艾青、姚雪垠等“右派分子”一一道歉,唯独没向丁玲道歉。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重印前言中,表示自己写这本书时,好像怀着战士冲锋般的感情喊着,“为了毛主席,冲啊!”张凤珠对丁玲说:“我听到两种看法:一是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还有一种是不理解,不能理解你蒙冤受屈,死去活来折腾二十多年以后,怎么还有红卫兵的感情,为毛主席而冲锋陷阵,为毛主席而写作。”丁玲问,那你是哪种?张凤珠说我是第二种。丁玲说:“看来这二十几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丁玲到国外出访,接受外国记者提问,她说对党的感情从未改变。毛主席是伟大的。还曾说过:“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一往情深。”美国女作家於梨华为丁玲在北大荒所遭之苦落泪:“你首先是一个作家”,丁玲与她几番解释:“我首先是一名党员,后才是作家。”1980年,丁玲发表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一文。她的一系列言论,被认为偏“左”,有人开始称丁玲是“红衣主教”。 据王蒙回忆,在一次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会上,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说完,丁玲就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她也出语惊人:“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1984年,丁玲以80岁高龄创办《中国》杂志,拉赞助跑经费约稿件,亲力亲为。当时经她发表的朦胧诗比任何杂志都多,还刊登了一些先锋作品。张凤珠、黎辛等友人肯定“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一个爱才的作家”。但他们也说:“她需要一个平台,团结一批力量,能够与她的对手对垒。”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王蒙评价丁玲:“她比迄今为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唏嘘。”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辞世。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 2014年10月11日,丁玲的骨灰在儿子蒋祖林、女儿蒋祖慧等人的护送下,由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回家乡常德。沉浮荣辱,聚讼纷纭,丁玲的一生太可言说。历史的烟云缭绕,却叫人难忘当年那个18岁勇敢踏出家乡、热情追求理想的少女身影。瞿秋白认识这位少女不久,便下了一句著名的评语;“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参考资料:《丁玲自述》、《沈从文与丁玲》、沈从文著《记丁玲》、《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丁言昭著《丁玲传》,王蒙著《我心目中的丁玲》、《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等)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