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杂志的同时，丁玲还深入工厂，组织读书会，到大学里演讲，热火朝天。她的短篇小说《水》发表在《北斗》上，以1931年十六省水灾为背景，第一次将笔触转向了农村。茅盾说这篇小说，“无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都表示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1932年3月，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冯达在这时走进了她的生活。他是中共党员、左联成员，为史沫特莱担任私人秘书时与丁玲相识。丁玲后来回忆冯达：“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1932年底，他们住到了一起。

　　1933年5月14日，就在前一天，冯达说怀疑自己已被盯梢。他出门去看两个同志，与丁玲约好，如果中午12点前还未回来，她就赶紧离开。当天11点半潘梓年来访，他不以为意，还拿起报纸看起来，丁玲也不好意思离开。突然门被踢开，一伙陌生人闯了进来，冯达后来也跨进来，“他一看见我与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了头，好像不认识我……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后来证明，冯达确是暴露了身份，叛变了。丁玲被捕后，押往南京，先后软禁在莫干山与曹公馆。丁玲被绑架的消息不胫而走，但自此杳无音讯，人们一度以为她已遇害。为营救她曾多方奔走的鲁迅，写下一诗《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琴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当局忌惮丁玲的声望及舆论压力，虽然宣传部长张道藩、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都轮番劝降，或请她写剧本，均遭拒绝，但未对丁玲审判，也没有坐牢。软禁期间，丁玲和冯达被强令关在一起，在不知何时结束的“绝望的痛苦”中，她“容忍了‘应该恨之入骨的人’伸过来的手”。1934年10月，女儿蒋祖慧降生了。这也成为丁玲日后最受非议的一点。她在晚年的散文《魍魉世界》中回忆了这段岁月，稍许解释道，“他的存在，还可以掩护我，让国民党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

　　1936年9月，经过蔡元培、邹韬奋、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宋庆龄等多位国内外知名人士的争取，丁玲终得获释。此后她与冯达再未相见。冯达后来在台湾“国际关系学院”从事研究翻译工作，寡言低调，笔名“一心”——“一”是“丁”字的第一个笔画，“心”是蒋祖慧“慧”字的末尾。

　　丁玲另一段感情也在囚禁期间被曝光。1933年9月1日，以为丁玲遇害，冯雪峰在《文学》杂志上将丁玲曾写给自己的情书，以《不算情书》为题公开发表，以示纪念。“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情书写得热情奔放，毫不掩饰，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称其为“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

　　1927年，丁玲经朋友介绍向冯雪峰学习日语，但一星期后就学不下去了，因为两人都已彼此有意。她称冯雪峰是自己第一个真正爱过的男人，胡也频伤心欲绝，这段感情没有发展下去，“我们终身是朋友，是很知心的朋友”。他们一直互相关心对方的创作与生活。50年代中期，丁、冯共同卷入“反右”旋涡，一次作协批判两人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发言，丁玲忽然插话：“我知道，你那样讲，是为了维护我!”本来杀气腾腾的会场，瞬时沉默一片。张凤珠后来回忆：“我心里真难过，都什么时候了，还互相惦记着呢!”丁玲说，她最纪念的是胡也频，最怀念的是冯雪峰。

　　文艺座谈会后的转向

　　1936 年冬，逃出樊笼的丁玲奔向红色之都，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作为第一个从国统区投奔陕北的著名作家，丁玲受到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抵达当晚就专门为她举办了一场欢迎茶话会。毛泽东握着丁玲的手说：“我读过你的几篇作品，很欣赏你的文笔。特别是你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哇……”还提到杨开慧是丁玲的中学同学。中央准备安排丁玲在宣传部专事写作，但她主动要求赶赴陇东前线。

　　12月30日，毛泽东填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用军事电报发到聂荣臻司令部。“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两星期前，西安事变爆发，形势如此紧迫的时期，毛泽东用军事电报发诗词赠远征人，一生中只有两次。一次是发给长征途中的彭德怀，留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名句，丁玲为第二人。丁玲倚马走笔，写下《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等享誉一时的战地散文。

　　1942 年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合影局部，前排从右至左：瞿维、李伯钊、丁玲、朱德、陈波儿、张悟真、毛泽东、田方

　　毛泽东对丁玲表现了充分的欣赏与器重。1937年1月，他任命毫无带兵经验的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在延安，他有时也来找丁玲聊聊天，与丁玲曾同住一处的朱正明回忆，两个老乡相见十分投契。“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毛泽东似乎就像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像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脚打绑腿，套一身缴获来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英姿飒爽，成为这一时期丁玲的符号。

　　延安也非静水一潭。1938年中央党校的一次联欢会上，有人欢迎丁玲上台唱歌，时任党校校长的康生却说：“丁玲没有资格到党校来，她在南京自首过。”丁玲得知后非常委屈，直接找毛泽东陈述，要求审查自己在南京的这段经历，出具书面结论。中组部经一年的审查，出具结论“丁玲同志自首的说法并无证据”。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月报》在延安创刊，丁玲被任命为文艺栏主编。她签发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前者批评延安中央机关领导人生活特殊化，而后者则是她有感于当时的两起离婚事件，认为在强调男女平等的延安，妇女却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为之鸣不平。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