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太好了!”为此，张宇故意嘲弄他，“小说就是小说。在小说家眼里，小说内容都是假的，都是逗人乐的。不要弄得自己跟历史学者似的，半真半假说自己写的是严肃历史，那就酸了。”

　　事实上，作家圈内对二月河作品还有更为强烈的质疑。凌振祥跟我说起，有一两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表面上对二月河毕恭毕敬，转身批他的书是歌颂帝王将相。在我采访的过程中，有人尖锐指出，“一个给皇帝树碑立传的人，永远都有歌功颂德的喜好。”

　　也有支持的声音。针对《雍正皇帝》，河南文学评论家孙荪认为，“他要超越我们传统史学观里，粗陋进而是荒谬的结论：比如王朝都是黑暗王国，帝王将相都是统治阶级，他们好耍阴谋诡计，荒淫无耻。他从历史的字缝里读出自己的认知。他按捺不住，不写不行。这种激情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是非常难得遇到的状态。”

　　至于二月河本人，“虽然有了几本书，却一直找不到‘作家’的感觉。始终觉得自己还没进入‘文界’。”乔典运活着时，二月河曾向他吐露心里的感触，“好比买火车票，出版社是火车站的票房，外面作家在排队出书，而作协只是维持排队秩序的车站工作人员。他们研究某某现在创作成就大，该给他出书了，就和出版社联系、推荐、介绍……我是在旁不懂规矩的作家，加队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挤到票房口一伸手进窗口，我买票!——一下领到了《康熙大帝》的出版权。长篇小说——是‘卧铺’吧。印数头一版就7万多册——是‘下铺’吧。这怎的不叫别的排队人、还有维持队伍的人‘心里别是一番滋味’?”乔典运安慰他：别这样想，作家还是看作品……

　　“二月河的作品就是通俗小说，就是非常成功的畅销书。” 一位河南著名老作家多次公开发表对他的异议：这类书自有其价值，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选项。但畅销书可以类别化写作的，纯文学与严肃文学不可以。“要拿它和《红楼梦》对比，必须划到同一档次才能说评价到位。另外，把它弄成政治权术，从中学习专制斗争的经验，往这个地方走，恐怕是一部分人的心态。”同时他坦言，文学圈的批评环境不健康。批评之处容易引起“文人相轻”的非议。正常的东西容易扭曲。身为一个追求心灵的作家，凡是妨碍这点的，他都批评。但他捍卫对方发表不同观点，以及社会接受的权利。

　　“任何一个作家，总会有自身的局限吧?”我问张宇，他表示，二月河从历史小说走出后，没有体现当代作品的语感。密云不雨

　　“南阳作家一般来说都是胸怀大志而认真刻苦的主儿，并且一定是言谈谦虚而谨慎，就是说他们表演也不为过。他们很容易让你信任，但时间一长，你就猜不透他们的城府了。”张宇说起第一次见二月河，出乎他意料之外，“大声说笑，大杯喝酒，大块吃肉”，“虽然才情过人，却有啥说啥，还有点儿口满，甚至说他常常口出狂言也不为过。”

　　他在文中戏谑，这是一个成天在那儿摆弄皇帝玩的人，一个敢为帝王师并且能够为帝王师的人，水就更深，不容易理解。

　　“我固然是开玩笑。可另一方面，他心胸很大，身份却很低微……”张宇的话锋一转：二月河和这群南阳作家都是“宁为小国之君，不为大国之臣”。

　　2001年，河南省组织部曾想请二月河出任文联常务副主席，他一口回绝：“我要享受副厅级待遇干啥?你那兜里揣着的名单里，不知有多少人想争这个位置。我反正不争。如果我去了，文联只会多一个领导，却少了一个作家二月河。”

　　“他生活习惯了。”在凌振祥眼中，二月河固守南阳，理所当然。“再说，这里比较容易掌握。”我采访过的另一河南籍作家阎连科曾经慨叹过，假如一个人长年待在某一城市，在他心灵的某个角落，那里势必有他念念不忘、难以割舍的人抑或事。

　　我问凌振祥，“他父母的骨灰是不是埋在南阳?”他回答，“是。他们的骨灰盒安放在烈士陵园里。”

　　2007年，二月河出版散文集《密云不雨》，陈述他的家族史：我爷爷生了两个儿子，他们积极抗战，投身革命。由于家中无人耕地，爷爷雇佣过一名长工。为此，他日后定性为“富农”。到头来，他的儿子及其家庭又因他的这顶“帽子”，一生战战兢兢。母亲的死，令他隐隐作痛——这位秉性刚烈的女性，历任区妇联主任，县公安局侦查股长、副局长，县法院副院长。1962年夏季，她下乡回来正洗脸，当听见父亲说起，上级准备提拔她进县委做法院院长。一个县委委员却说，让她进，进来了再收拾她。她一头栽到地上，就此半身不遂，3年后饮恨而终。幼年亲睹的杀人场面，时常萦绕在他的梦中：不知又是什么运动，一批人拉到河滩上枪毙。那些被杀的人，一个个都是气宇轩昂，昂首阔步的啊……

　　“‘文革’中，解放还是一名高中生。他在私下的想法，让我噤若寒蝉：‘文化大革命是反动的’、‘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荒谬的’、‘打倒一切是错误的’。”凌振祥说，二月河不是一个随大流的作家，他其实很清楚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举例呢?”我追问道。

　　“密云不雨。”他笑了笑。“云”的古意为“说”，而“雨”与“语”同音。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王钢观察到，一个愿望像“高耸的碑石一样”矗立在二月河整个生命过程中，“为智力高强的父亲，为骁勇杰出的母亲，要做他们想做而没做到的事……这大概是他最原始，最持久的创作动力。”

　　“写作是一件相当艰苦的活。我的毅力与勇气，都来自我的母亲赐予。每当我寂寞，想寻求心灵的憩息地，除了老伴陪伴，再就是回忆我与父母待在一起的时光。”二月河承认，父辈没有获得的尊严，他来争取。然而，“放下笔，夹起尾巴做人”——这是他立下的第二条处世规则。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