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元：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中央领导是党和国家重要政治决策的制定者和亲历者，他们在任时的一些讲话、报告等在当时的新闻报道无法全部体现出来，卸任后把相关内容整理出来结集出版，其著述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后来者肯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有助于社会大众了解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这也是中国政治决策更加透明化的一种体现。

　　新京报：这几年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以及此次的《温家宝谈教育》，都引来舆论的高度关注，算是对之前“文集”形式进行了一种新的探索吧，都是怎么考虑的？

　　黄书元：客观地说，这种文稿、文集的创新，真不敢贪功，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书，首先是领导人自身的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语言的创新，文风的创新，然后才有出版的创新。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出版创新也无能为力。

　　像温家宝，不少文章感情浓烈，有很强的励志色彩。在他与老师、学生的交谈中，他都是以平等的姿态、相互交流，或以丰富的故事、事例，尤其是他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他自己说是以心与人交流，是心声的自然流露，并不刻意去追求什么，也很少有说教的地方。

　　以朱镕基为例，他的讲话特点鲜明，往往不看讲稿，脱稿另谈，即兴演讲决定了会更有吸引力，这些语言特色，自然也容易被公众所接受。还有“答记者问”和“讲话实录”的形式，也是结合朱镕基本人的意愿和语言风格，进行整理编辑的。

　　吴官正的《闲来笔潭》是他退下来后的一些思考，文稿是他本人亲笔撰写的，我们只是如实进行梳理出版，其特点和作品风格也非常鲜明。

　　新京报：这种“领导创新”的意义在哪？

　　黄书元：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他们对过往经历的总结和思考，对国家对社会都是一种财富。而在工作文稿之外的总结与思考，无疑能给当下提供很多启示。他们的书受到热捧，正是领导人个人魅力所在，说明公众在这方面有满足知情权的需求，也说明了政治的日趋透明，和社会的逐渐进步。

　　另一方面，中央现在提出的转变作风文风，其实也是在进行一种“领导创新”，而类似《朱镕基讲话实录》、《闲来笔潭》、《温家宝谈教育》这样的书，也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样本。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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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谈教育》摘录

　　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必须不断深化改革。这里强调几点：一要加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行依法办学、民主管理和监督，增强学校办学自主权。二要倡导教育家办学。教育应当由懂教育的人办，要培养一大批有志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不但大学应由教育家来办，中小学也应由教育家来办。要改变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管理和办学模式。

　　——摘自《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教育改革发展》（2012年9月7日）

　　对于一个社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公平正义当然包含很广，从收入分配到教育权利，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司法制度。就是立法必须要做到公平，执法必须要做到公平。我今天一出门就有个感触，我的汽车刚拐弯，就被上访的群众拦住了。我平时有个要求，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群众把我的车拦住了，一定把信接过来，然后妥善地给他安排和回答……你们都是学法律的，我有时在想，什么时候我们的法律，从立法的完备到执法的公正，到诉讼法的健全，使人们不必跑这么远，能够就地解决这些问题，那时我们的社会就进步了。因为所谓上访，它所体现的不是法律的程序，而是寄托在人，寄托在领导人的批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人治的封建色彩。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依靠法，应该依据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

　　——摘自《依法治国，大力培养优秀法律人才》（2008年5月4日），温家宝在中国政法大学与学生们座谈时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