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元：我看媒体对“送审”似乎都很感兴趣，最近有一些有关领导人图书出版的文章，也都谈到“送审”这个问题，其实“送审”只是图书出版的一个正常环节。既有外界所认为的政治把关，思想把关，但更多的是事实把关。简言之，就是事实把关远多于“政治把关”。

　　因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理论水平都很高，说话为文也都深思熟虑，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出现问题，但是，可能会因时间久远，或记忆上有所偏差，或当时的文字记录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把他们的书稿送请一些当时的部属、熟悉情况的部门帮助把把关，不管是出于事实的准确性，还是我们作为国家出版社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都有必要。

　　因为，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图书，我们的要求之一就是“无差错”。因为如果书稿中有些时间、地点、人物不准确，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也很难发现，而通过“送审”则能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新京报：就你的出版经历来观察，最近这些年来，卸任高层领导出书发生了哪些变化？

　　黄书元：从书稿整理过程看，以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书，主要是以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主，形成某个领导人的文稿编辑小组，统一整理，确定书稿后交由出版社出版。现在，领导人出书，主要以领导人个人及身边工作人员为主，出版社配合参与少量工作，最终确定书稿。

　　从出版社选择来看，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书选择出版社，范围会宽一些，比如李瑞环的书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乔石的书曾在长安出版社出版。

　　从图书出版内容来看，以前更着重出版指导性的工作文稿，现在逐渐增加了一些总结性、思考性和记录性的文稿。

　　同时题材也更丰富，可读性加强，比如温家宝的讲话、报告、信函、谈话等形式，比如朱镕基的“答记者问”“讲话实录”，李岚清的音乐笔谈、书法篆刻，吴官正的回忆录、文学创作、绘画作品等。

　　新京报：相比之前的卸任高层领导出书，不管是此次《温家宝谈教育》，还是前一段时间吴官正的《闲来笔潭》，被称作可以窥见卸任领导人出书个性化和风格化走向。这种变化会成为趋势吗？

　　黄书元：图书出版后，我也收到不少反馈意见，认为有助于公众重新认识领导人形象，更个性，更丰富，有血有肉，更有人情味，不再有过去那种神圣感和神秘感。比如，温家宝的亲民随和风格，在书中的字里行间都能窥见一斑。

　　之前，公众可能认为吴官正理工科出身，又在中纪委任职，会误认为缺少亲近感，但是《闲来笔潭》刷新了公众的印象，让读者感受到了他思想的深沉、情感的丰富和文笔的优美。

　　其中，还有一定篇幅谈到“信访工作”，吴官正曾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山东曾是信访大省，而信访问题也一直是社会热点问题，他从平民的视角、平和的心态来回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工作方法，提炼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思路，对当下也有很强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新京报：这种变化会成为发展趋势吗？

　　黄书元：这些总结性、思考性的文字，比工作文稿有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政治老人”其实也是“智慧老人”，也能解密卸任高层领导的业余生活。我想这应该是卸任高层领导出书的常态。
　　出版创新：首先是领导人的讲话创新

　　首先是领导人自身的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语言的创新，文风的创新，然后才有出版的创新。

　　新京报：我注意到，以前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大多是公开发表过的，而以近两年的出版来看，像朱镕基、吴官正、温家宝的著作中，许多篇章都是“未公开”的，比如温家宝“关于教育工作的通信”的内容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这种趋势说明什么？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