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严重的是，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几乎全是负增长，其中，私人消费下降5.1%，这是199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住宅投资下降10.4%，设备投资下降5.1%，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3.7%，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0.5%和5.6%。日本政府原本期待第三季度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恢复，但实际值仍然是负增长。第一次速报值实际GDP增长率为-1.6%，而第二次修正后的增长率又降为-1.9%。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如私人消费仅增长0.4%，住宅投资下降6.8%，设备投资下降0.4%，公共投资增加1.4%，民间库存贡献度下降0.6%。其中，内需对GDP的拉动为-0.5%，外需为0.1%，体现综合物价动向的GDP紧缩指数为2.0%。第三季度的负增长既体现了调高消费税率对日本经济冲击的严重程度，同时也说明“安倍经济学”的失灵。

　　正因为两年来经济增长率忽高忽低，而且实际工资仍在下降，百姓并未得到实惠，因此大多数国民对“安倍经济学”并不买账。《朝日新闻》的调查表明，有30%的人认为“安倍经济学”取得了成功，而39%的人认为已经失败。另据共同通信社的舆论调查，有84%的人表示感受不到“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好处。

　　(三)“安倍经济学”所设定的长期政策目标几乎不能实现

　　“安倍经济学”除了短期目标外，还设定了许多诸如长期经济增长率、财政重建以及人均国民收入等中长期目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几乎都不能实现或难以实现。

　　第一个目标是“未来十年实现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长率3%、实际经济增长率2%”。过去的20年，从日本上述两种指标分别只有-0.1%和0.8%的历史数据来看，未来十年要实现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天方夜谭。过去20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日本的国内经济环境要好于现在，而未来十年更存在许多不可测因素，中国经济减速、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还很大，一般来说，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日本国内经济环境不会好于过去20年。据日本银行的测算，现在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就是0.5%左右。据多家日本智库的预测，由于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原因，未来十年日本实际GDP顶多能保持年平均1%的增长率，鉴于QQE政策的持续推行，物价还可能上涨，名义GDP增长率或许要稍高于实际GDP增长率，但年平均增长率也恐怕难达3%。

　　第二个目标，“2015年国家与地方基础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与2010年相比减半，到2020年实现盈余”。这一目标根本不能实现，现已有定论。2013年8月日本财务省对基础财政平衡前景进行了测算，设定了两种情景：其一是“三支箭”都发挥应有作用，经济实现再兴的情景，即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2%，平均名义GDP增长率为3%，即便是这种情景，到2020年日本的基础财政也仍有6.6万亿日元即2%左右的赤字。其二是参考情景，国内外经济都处于比较缓慢的增长状态，即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1%，平均名义GDP增长率为2%，这种情景下，基础财政将有3%左右的赤字。2014年7月，财务省再次进行测算，其结果是即使是在第一种情景下，再附加如期在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8%提高至10%的条件，2020年国家与地方基础财政仍将是1.8%的赤字，也不可能实现盈余的目标。而现在安倍已决定将调高消费税率推迟至2017年4月，这样就连2015年基础财政赤字比2010年减半的目标也将化为泡影。延期提高消费税率，使人们更难看到日本重建财政的希望，鉴于此，穆迪公司又将日本长期国债从Aa3下调至A1，与捷克同水平，标准普尔公司也将日本长期国债评级调为负面，惠誉国际也考虑将日本国债从A+调至负面。

　　此外，“安倍经济学”还确定了“人均名义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速超过3%，进而实现十年后人均名义国民收入增加150万日元以上”、“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以上，使工资上涨快于物价上涨速度”、“利用FTA的贸易比率从现在的19%提高到2018年的70%”、“到2020年将外商对日直接投资额翻一番(35万亿日元)”等20多项具体指标，但基本停留于口号，缺乏实际措施，而且要实现这些指标的基本前提是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长和实际增长率分别达到3%和2%，而一旦这一前提落空，其他所有的目标都是镜花水月。

　　二 “安倍经济学”挫败的原因

　　“安倍经济学”之所以遭受重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调控经济的手法来看，没有摆脱量宽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套路，更为关键的是“安倍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另外安倍并没有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也成为没有实现其政策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政策内容无新意，治标不治本

　　“安倍经济学”并不是什么具有创新理论体系的经济学，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提出的急功近利的应急性政策，其核心无非就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无新意可言。

　　第一支箭“量宽货币政策”，其实日本一直在做。早在1999年，日本就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由于传统工具的利率杠杆失灵，从2001年起不得不使用非传统的“量宽”货币政策。安倍的货币政策与前任相比，不过是更激进一些而已。原来央行的量宽幅度较小，只购买国债，而现在推行的QQE，不过是除购买国债外也购买少量商业债券，但主要还是国债。然而，史无前例的量宽政策，虽然推高了股市，但并没有波及实体经济，没有获取预期的“资产再分配”效果。据日本央行的“资金循环统计”显示，2014年3月末企业等民间非金融法人的现金及存款余额为232万亿日元，增幅为4.1%，而贷款余额仅增长1.0%。另外，截至3月底的一年间银行存款增加了31万亿日元，但贷款只增加了11万亿日元，这说明有20万亿日元仍滞留在银行。量宽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家庭和企业所持有的资金转移到设备投资和积极的资产运用当中去。很显然，这一“资产再分配”目标并没有达到。目前日本市场并非缺乏资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储蓄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企业资金丰富，而且产能过剩，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因此，流动性再大也未必带来应有的实体经济效果。

　　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本质上还是凯恩斯主义，无非就是扩大政府开支，以期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官方对于“灵活的”这一定语的解释是“必要时迅速采取应对，但同时还要求对维护财政规律也加以注意”。亦即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政府的财政投资应当是“有放有收”，但安倍上台之后，只见其放，而未闻其收。但是，由于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越来越小，实际收效甚微。据统计，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为2～3倍，上世纪90年代降为1.4倍，而2010年以后仅为0.8倍左右，也就是说投资效果已小于投资额。例如，2012年度补充预算投入的13万亿日元中央财政投资，本应在2013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到位发挥作用，但却丝毫没有见效，巨额的政府投资并没有挡住经济下滑。 (编辑：admin)